王士珍(天津与安徽什么渊源)
资讯
2023-12-04
340
1. 王士珍,天津与安徽什么渊源?
天津, 初名直沽寨, 简称直沽, 称天津则始于明朝初年。1398年朱元璋病死后, 皇族内部发生夺位之争。1399年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誓师北平, 经过靖难之役, 终于攻占南京, 夺取帝位, 改元永乐, 是为明成祖。明成祖朱棣以南下之师由今天津地方渡过海河, 为了纪念南下战争的胜利, 特赐名直沽为天津, 意思是“天子渡河的地方”。1404年筑城置戍, 故城在今天津市狮子林桥西端旧三汊口附近。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后, 天津成为京师东南转漕戍守重地。朱棣在镇守北平时, 把从家乡安徽尤其是凤阳府一带征招的士兵安置在天津地区戍边屯垦。聚集在那里的士兵和家属数以万计, 他们后来多数定居于此。而今宿州市就是当年燕王镇守北平招兵的中心点, 今天天津方言的母方言就是宿州方言, 以至天津人到了安徽宿州一带, 乡音充耳, 竟无身在异乡之感。
古代天津商业的发展, 吸引了很多外地商人来津经商, 徽商即是其中之一, 主要从事盐、茶、文房四宝等行业, 并建立了安徽会馆, 对促进天津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近代, 随着淮系集团的进驻, 大批安徽人来到天津, 他们在这里建功立业, 创建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 兴办了一些新式学堂, 推动了天津地区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为天津地区的近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鸿章推行天津近代化
李鸿章自1870年起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一职, 长达20多年。他每年于海口春融开冻后, 移驻天津, 冬令封海再回驻省城保定。天津如遇有紧要事件, 亦不拘封河回省之制。天津“地当九河要津, 路通七省舟车”, 既是京师门户, 又是洋务、海防要冲, 位置重要。作为晚清洋务自强运动中坚的李鸿章在天津推行了多项近代化建设。
近代企业1870年, 李鸿章接管了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制造局, 并加以整顿扩充, 添购机器, 增盖厂房, 充实役匠, 抽调沪局督办沈保靖总司其事。津局所生产枪炮、子弹、火药等军火产品, 供应直隶淮军、关外征防各营及调援外地之淮军, 并协济各省。天津机器局也成为晚清四大军工企业之一 (其余三个为上海江南制造局、南京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 , 是天津近代工业的开端。李鸿章随后还创办了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天津电报总局、天津铁路公司、老龙头火车站 (今天津站的前身) 及铸钱厂、水泥厂等一批近代军工、民用企业。淮系集团成员如朱其昂、杨宗濂等在天津创办的民用企业贻来牟机器磨坊、天津自来水公司等, 也得到了李鸿章的支持。
陆路电报线1877年, 李鸿章命天津鱼雷学堂洋教习英国人拜提架设天津机器局东局 (城东贾家沽) 至直隶总督天津行馆 (在天津东北门外) 之间的电报线, 长约16里, 由闽、粤学生充当操作员, 往复通信, 方便迅速。李鸿章在给下属刘秉璋的信函中笑称:“数百十年后, 必有奉为开山之祖矣。”1879年, 李鸿章在天津鱼雷学堂洋教习的帮助下, 架设了一条由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至天津之间的军用电报线, 长约100里, 于当年6月开始使用, “号令各营, 顷刻响应”。1880年9月, 李鸿章在《请设南北洋电报片》中指出, 用兵之道以神速为贵, 西洋各国除讲求枪炮之外, 水路有快轮船, 陆路有火轮车, 如今又有电报之法, 使得“海国如户庭”。中国自北洋以至南洋, 调兵运饷, 事事重要, 应尽快设立电报, 以通气脉。李鸿章这一架设天津至上海之间陆路电报线的请求, 迅速得到朝廷批准。当年10月, 在天津设立电报学堂, 聘请丹麦技师来学堂教习发报工作;并在天津设电报总局, 于紫竹林 (天津租界) 、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设分局。津沪线于1881年4月动工, 12月底铺成, 正线、支线共长3000余里。以天津为起点的电报线还有:1883年架设的天津至通州线, 长180余里, 1884年拓展至北京;1884年架设的北塘至山海关线, 经芦台、乐亭、昌黎, 全长400余里, 由署理直隶总督、安徽合肥人张树声主办;1885年架设的天津至保定线, 长300余里。
邮政建设1878年, 海关总税务司洋人赫德指派东海关税务司洋人德璀琳在北方各口岸的海关筹办邮务, 试办华洋书信馆。这一行动得到了李鸿章的支持, 并致函总理衙门推荐德璀琳。华洋书信馆以天津为中心, 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上海五处, 仿照西洋办法, 试办邮政, 管理海关、使馆邮件, 兼收民信。在天津和大沽及京津间设立了海关骑差, 在天津至牛庄、烟台等地开办了冬季陆运邮件的业务。同年12月, 海关发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以大龙为图案的邮票, 面值分为银一分、三分、五分三种。后来, 在天津法租界内设邮政总局, 天津德、英租界以及北马路、大经路等都设有分局。
铁路建设开平矿务局成立后, 为便于运煤, 李鸿章批准修建位于滦州开平西南之唐山至胥各庄之间的轻便铁路, 1881年6月建成通车, 长约20里。有了这条铁路, 即可连接芦台河流而入渤海湾, 东至秦皇岛以海运至上海, 西至大沽以达京津等处。唐胥铁路最初是用骡马在轨上拖车, 后来英国人金达利用开矿用的旧锅炉暗地里制成一辆机车 (被称为“中国之火箭”) , 几经周折后, 终于取代骡马。1887年, 唐胥铁路从胥各庄延至芦台, 改称唐芦铁路。同年, 李鸿章在天津设立天津铁路公司, 以安徽建德人 (今东至县) 、津海关道周馥为督办, 拟将唐芦铁路接至天津, 名为唐津铁路, 或称津沽铁路, 并于1888年建成。从唐山至天津, 全长约260里。当年10月9日, 李鸿章前往查验, 深感满意。他说:“自天津至唐山铁路, 一律平稳坚实, 桥梁、车轨均属合法。除停车检查工程时刻不计外, 计程二百六十里, 只走一个半时辰, 快利为轮船所不及。”李鸿章还计划将铁路接修至通州, 但由于朝廷内部顽固派的激烈反对而作罢。后来, 李鸿章将唐津铁路接修至滦州的林西镇, 1890年又展修至山海关路段, 1894年林西至山海关的200多里铁路建成通车。李鸿章校阅北洋海军后, 从山海关乘火车回天津, 称山海关至天津“六百余里, 半日而达, 极为便速”。
大沽军港天津周围共有72沽, 如塘沽、大沽、葛沽、咸水沽等, 其中大沽地理位置颇为重要。北洋海军成立后, 为保障海军兵力驻泊与机动, 李鸿章展开营建基地的巨大工程, 1880年初开始筹建大沽船坞, 年底初步完工。大沽处在天津外围, 除船坞、炮台而外, 还有许多重要的海军机构, 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及鱼雷营、水雷营、电报局、电报学堂、贮煤处、海军医院、北洋医学堂等。天津因有天津机器局和大沽船坞, 而成为北洋海军的重要军火生产基地和舰队维修基地。
新式学堂为培养洋务人才, 李鸿章还在天津建立了新式学堂, 延聘洋教习, 开设近代科学课程, 培养专门人才, 如天津鱼雷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天津医学堂、天津总医院 (内设西医学堂、施医院、储药处) 等。其中天津武备学堂规模最大, 是根据盛军统领周盛传等人的建议而设, 以培养陆军人才为主, 规制略仿西洋学堂, 聘请德国军官教练, 学生主要学习天文、舆地、测绘、算化诸学, 炮台、营垒诸法, 操习马队、步队、炮队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式, 并兼习经史。日后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的骨干将领, 大多数是这个学堂的毕业生。
周盛传筑天津新城
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后不久, 考虑到津沽形势紧要, 檄令合肥人周盛传统领的盛军马步20余营从山东济宁调驻天津青县马厂, 作为拱卫京畿之师。盛军由同治初年的淮军盛字营发展而成, 士兵多为两淮子弟。移驻天津之后, 盛军除平时操防训练外, 还投入到修筑河堤、屯垦筑城等工作之中。
周盛传在考察了大沽、北塘海口及天津各处形势后, 向李鸿章建议, 在明代故城的基址上, 修建天津新城, 设险屯兵, 旁控大沽、北塘。在得到李鸿章的首肯后, 周盛传督率所部兵勇帮做工程, 并将朝廷历年欠饷共白银5.5万余两捐作工程经费, 于1873年4月破土兴工, 凡有兴作俱仿“泰西新法”, 历时两年建成, 内外两城, 大炮台三座, 小炮台71座, 并在新城内修街道、办学校, 吸引外地商贾前来贸易。
周盛传在督办新城之际, 往来于天津与马厂之间, 看到津南静海一带有空阔湿地100余里, “潮日两至”, 可改为水田, 主张开荒屯田, 并选择津南洼地潦水套, 来围滩造田, 此即后来的新农镇, 亦称小站。1874年, 周盛传督率将士疏浚葛沽下引河20里, 修建闸座, 引淡水灌田, 得良田万亩, 当年秋后即略有收获。1875年, 周盛传留马队驻马厂, 其余各营移驻新农镇, 开始大面积屯垦。在六年时间里, 从小站到大沽口开挖新河90里, 开辟支河数十条, 上接南运减河, 引淡水去咸水, 成稻田6万余亩, 并从家乡引进稻种, 请来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农, 盛军士兵多来自江淮之间, 很快掌握了种稻技术并向当地人民传授。自此以后, 品质优良的“小站稻”就在华北一带名闻遐迩。盛军屯垦的小站由于兵精粮足, 后来也成为北洋新军练兵基地。此项工程浩大, 既有利于国计民生, 又巩固了海防。周盛传去世后, 天津士绅感其恩德、“遗爱在民”, 捐款为其建祠。这就是位于今天津三条石大街附近的周公祠的来历。
周馥家族引领天津工商业的发展
安徽建德县人周馥, 自1861年入李鸿章幕府, 相随李鸿章40余年, 号称李氏大管家。1865年因功以直隶州知州留江苏补用。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的次年秋天, 永定河洪水大涨, 决口30余处。李鸿章函召周馥来天津襄助, 事成后, 周馥以道员身份留在直隶补用。1874年, 周馥连续治理津门入海金钟河、北运河筐儿港减河及通州潮白河, 设立文武汛官防守。当时天津频遭水患, 豪雨为灾, 民众怨愤。据《字林西报》报道, 当地老百姓把这些都怪在李鸿章头上, 甚至抱怨说, 李大人至此, 不是大雨就是洪水。李鸿章也因莅直几年迭遭洪水而焦头烂额、心力交瘁。周馥上书建议在南北运河上游要隘开辟减河泄洪, 并在南运河下游开屯田。后来盛军统领周盛传接受了这个建议, 开通减河, 灌溉小站, 辟营田数千顷, 利用至今。1877年, 周馥任永定河道, 当时滹沱水患, 周馥亲历沿河10余县查看, 拟定了治理方案, 后因财力不支未成。1881年周馥署津海关道, 次年兼署天津兵备道, 1888年任直隶按察使。1890年7月, 天津等地连日大雨狂风, 永定河两岸、南北运河、大清河及任丘千里堤先后漫溢决口多处, 上下数百里一片汪洋。周馥因治水有名, 又被派督永定河。在查看灾情后, 他在河北岸采用巨石护堤法, 以卫京师。此后北岸无溢决。朝廷为嘉奖周馥, 授予他头品顶戴。1892年, 周馥又在卢沟桥南减水河建石坝防洪, 很有成效, 此后18年间仅决口一次。周馥后相继任直隶布政使、护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周馥在天津任职30年。1902年升任山东巡抚, 1904年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 1906年授闽浙总督, 未即行, 又改任两广总督。1907年致仕。
周馥也很重视教育。他在任天津道时, 帮助创立了天津武备学堂;任直隶布政使时, 创办了保定大学堂。
周学熙是周馥第四子, 曾两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 任职期间首次提出划分国家税、地方税。但他一生主要是经营实业, 而天津则是他从事经济活动的重要基地。
创设银元局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后劫掠了大量白银, 毁坏了天津机器局造币厂, 造成天津市面银根奇紧、制钱奇缺。1902年8月, 袁世凯接收天津后, 任命周学熙总办北洋银元局。在既无设备, 又无厂房的情况下, 周学熙经过精心构思, 日夜督工, 仅仅72天, 就开工铸出当十铜元150万枚, 不仅缓解了市面制钱紧缺的局面, 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袁世凯“因诧其神速, 推为当代奇才”。
总办直隶工艺局1903年周学熙奉派到日本考察工商币制, 认为日本的富强在于“练兵、兴学、制造”, 中国要富强也要如此。回国后, 他主动要求担任直隶工艺局总办。该局的职责是“括全省工学界之枢纽”, 除管辖附属津埠各官办学校、工厂外, 于本省各属之兴办工学皆有提倡、保护之责。总局先后办有实习工厂、劝业铁工厂、高等工业学堂、教育品制造所。在发展实业中, 他把工艺局办成了北洋官营实业的枢纽。从1903年至1908年, 他为所兴办的实业提供直接的财政资助达2088520两银。这期间, 周学熙名声大振, 晋官加爵, 先后被任命为通永道、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 但他始终兼职工艺局。
重振启新洋灰公司1905年袁世凯委任周学熙为天津官银号督办。他上任后对该机构进行了整顿、改组, 通过各种渠道积聚资本, 又将资本以信贷方式投放于工商企业, 其中就有启新洋灰 (水泥) 公司。1906年7月, 周学熙经过多方交涉, 终从英国人手中收回了启新洋灰公司。周看到洋灰的发展前途非常大, 就将该厂原有资本压低估价为银洋7万多元, 从天津官银号借款将资本全部购买。一边生产, 一边招商集股, 集资100万元, 便将原借款归还, 将这一官营企业变成了私营企业, 改名为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 总管理处设在天津。周学熙在经营启新的过程中, 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 使公司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922年, 启新公司有4700多名职工, 年产洋灰150万桶。
组织滦州矿务公司%在无法收回被英国人骗占的开平矿产的情况下, 周学熙在袁世凯的支持下, 决定在其旁边开设滦州矿, 走以滦收开的路子。1907年滦州矿务公司成立, 实招股银300万两, 管理处设在天津。但滦矿开办后, 在与开平的竞争中遭遇很多困难, 被迫与开平矿联合, 于1912年6月成立开滦矿务总局。周学熙因未能实现初衷, 就不再在新公司任职。
创办纱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棉纱、棉布价格飞涨。但华北像天津这样的大城市, 除了一家只有5000锭的模范厂外, 竟没有一家大型纺织企业。周学熙决定创办纺织企业, 联合滦矿、启新洋灰公司的股东, 组织华新纺织公司。开始准备官商合办, 因官场派系斗争, 受到排挤, 便退回官股, 实行商办。1918年华新天津厂正式投产。开工生产后, 因当时原料充足, 棉贱纱贵, 获利颇丰, 1919年获利140万元, 到1922年共赢利413万元, 超过资本一倍以上。它奠定了天津纺织工业的基础。华新纺织公司还先后开办了青岛厂、唐山厂、卫辉厂。
创办中国实业银行周学熙认为, “国家所赖以开浚利源者, 厥为实业, 而实业之能否发达, 则以银行之能否设法辅助为断。我国商业银行虽日渐增设, 而实业银行尚付阙如”, 决定创办一家银行。1919年4月, 中国实业银行招股收足350万元, 总行设于天津, 周学熙兼任总理。该行是当时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 与周氏经营的企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到1924年, 周学熙以年老多病, 辞去了各项职务。但为了保护周氏资本集团不被瓦解, 复组织实业总汇处, 由启新、滦矿、华新组成。后因内部矛盾, 次年改为实业联合会, 1927年又改为名存实亡的实业协会。
周学熙家族民国年间在天津经营实业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周叔弢。他是周学熙长兄周学海的儿子, 先后参与创办了华新青岛厂、卫辉厂、唐山厂, 还在滦州矿务公司、启新洋灰公司、耀华玻璃公司、江南水泥厂兼任职务。天津华新纱厂由于实行包工制度失败, 以及派系之争的干扰, 多年生产、经营不善。1928年, 董事会委派周叔弢为经理, 于是他兼任唐山、天津两个华新厂的经理。上任后, 他知难而进, 改革了一些不利于生产的陈规旧制, 恢复了该厂畅销华北的“五子”牌纱的质量和声誉。随着华北危机的加深, 日本经济侵略加剧, 到1936年日商先后控股、收买了华新唐山厂、天津厂, 周叔弢也就离开了这两个厂, 在天津闲居。1945年7月, 周叔弢任启新洋灰公司的协理, 日本投降后升任总经理。他带领该厂度过了艰难的时期, 并与广大职工一道, 为迎接天津解放做出贡献。1950年出任天津市主管工商业的副市长, 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54年他率先将所经营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 并担任公私合营启新洋灰公司董事长。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行赎买政策后, 他将全部定息上交国家。他担任天津市副市长长达16年, 尽职尽责。1983年6月在全国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副主席。1984年2月逝世。
孙家鼐家族在天津创办近代工商业
安徽寿县孙家鼐家族在天津经济活动的开创者是孙家鼐的两个侄孙孙多鑫、孙多森。他们原在上海投资兴办大型面粉企业阜丰面粉公司。1905年、1907年先后应袁世凯的邀请, 来到天津, 协助周学熙经办直隶官银号, 后又协助周学熙创办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但孙多鑫在1906年底便去世了, 孙家在天津的事业主要由孙多森经营。孙多森在清末任过直隶劝业道。民国成立后, 曾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 不久被革命党赶下台。不久, 任中国银行首任行长, 任内颇有建树。1914年6月, 他发起成立通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并控制了该公司, 将其变成了实质上的家族企业。通惠公司成立后, 他以此为基础筹办中孚银行。1916年11月7日, 中孚银行正式开业, 总管理处设在天津, 直到1930年才迁往上海。中孚银行不仅是我国开办较早的商业银行, 也是我国最早经营国外汇兑业务的商业银行之一。该银行不仅帮助了孙氏家族企业, 对我国民族工商企业也有很大支持。如天津仁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资金困难、银行逼债的情况下, 中孚银行果断援手, 给以资金支持, 使该公司重获生机。该公司也由生产、出口地毯扩展到粗纺毛呢、精纺呢绒、毛线和麻纺等多个产品。孙多森的侄子孙晋方后长期任该公司董事长。
1919年孙多森去世后, 孙家事业的主持人是孙多森的幼弟孙多钰, 他1899年留学美国, 1909年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孙多森去世后, 他接任通惠实业公司、中孚银行的总裁, 并长期担任这两个企业的负责人, 为这两个企业的发展付出了很多的心血。特别是中孚银行, 几经波折, 先是由于日本侵略, 一些分支行被迫关闭, 1946年又遭遇停业风波, 但在孙多钰的斡旋下, 终于化险为夷, 直到解放初期仍然是我国较重要的私营银行之一。他还先后任启新洋灰公司常务董事、滦州矿务公司副董事长, 后被选任开滦矿务局总经理。1923年1月至1924年11月曾任交通部次长。1951年4月在天津去世。
段祺瑞在天津为恢复共和发挥积极作用
安徽合肥人段祺瑞, 是清末北洋新军的重要将领之一, 与王士珍、冯国璋并称为“北洋三杰”。民国成立后, 历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国务总理。段祺瑞一生的军政活动主要在北方, 而天津又是他军政生涯的起点、活动的重要基地和做寓公的地点。
段祺瑞发迹于天津。1885年, 他考入了由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炮科。1889年毕业后, 被派往德国军事院校学习炮兵科, 并在克虏伯厂实习。1890年回国后, 他先后在北洋军械局和随营武备学堂任职。1896年, 他被袁世凯奏调到天津小站, 协助袁世凯训练新建陆军, 并任炮兵第三营统带兼随营学堂总监, 并由此奠定了日后他在北洋军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民国初年的中国, 政局动荡, 新旧势力交替, 先后发生了袁世凯“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两出闹剧。在关乎共和制度这个大是大非面前, 段祺瑞作出了正确的政治选择:他不顾身家性命, 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 遭到袁的冷遇;在反对张勋复辟的斗争中, 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讨伐, 又为“再造共和”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 1920年7月爆发了直皖战争, 皖系失败, 段祺瑞再次下野回到天津。后与孙中山、张作霖结成反直联盟, 并等待时机。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 推翻了直系曹锟政权。为应付局势, 冯玉祥等计划由孙中山主政、段祺瑞主军。段祺瑞在孙中山未到之前, 与张作霖等召开了天津会议, 决定在新政府成立前, 暂组临时执政府, 推段为临时执政。11月21日段祺瑞离津赴京, 24日就任临时执政。12月4日, 孙中山到达天津, 但时局已发生逆转。孙、段的政见明显相异。段祺瑞在这次执政期间, 于1926年3月18日纵任军警在执政府门前屠杀请愿的学生, 造成三一八惨案, 段也因此下台, 再次回到天津过起寓公生活。但他晚年保持了应有的民族气节, 拒绝了日本侵略者的利诱。
应该说, 段祺瑞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 作为北洋军阀的重要成员, 他力图武力统一中国, 极力镇压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势力, 多次掀起军阀混战, 但他为维护共和制度也确实做出了努力, 而天津则是他军政活动的重要舞台之一。
其他安徽人对天津近代经济发展的贡献
安徽人在天津创办的企业, 延续时间最长的是寿县人张益堂1852年创立的天津同仁堂, 至今已有150余年的历史, 它也是迄今保存下来的天津最古老的中药企业。张益堂是郎中世家出身, 从贩运药材起家, 积累了一些资金后, 便来到五方杂处、商贾云集的水陆大都会天津经营药材加工。他及他的后人坚持诚信为本, 讲究货真———不弄虚作假, 工精———不粗制滥造, 价实———不蒙骗欺诈;坚持以仁待人, 善待伙计, 善待顾客, 善待周围的人和事;坚持以义取利, 见利思义而后决定取舍;崇儒重教, 把儒家思想作为经营活动的准则, 视读书为乐事, 教育并期望子孙学优入仕。经过张益堂及其后人的努力, 同仁堂终于成为声名远播的中华老字号。解放后,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 它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 后又成为国有企业, 陆续生产出50多个准字号药品, 为人民健康做出了贡献。
合肥人龚心湛北洋政府时期曾任安徽省长、财政总长, 1919年6月暂代国务总理, 不久辞职。后又任内务总长、交通总长。1926年5月结束政治生涯。此后定居天津从事经济活动, 主要是参与周学熙经营的企业。曾任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通益精盐公司董事长、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耀华玻璃公司总董等职。他为这些企业的发展付出过大量的心血。日军占领天津后, 他拒绝利诱, 保持了民族气节。
阜阳人倪嗣冲曾追随袁世凯, 任武卫右翼长, 督办苏、皖、鲁、豫四省交界剿匪事宜。参与镇压安徽的二次革命后, 任安徽都督、省长。1920年皖系战败后被解职。在安徽省任内, 他曾开办繁昌益华铁矿和南宿烈山普益煤矿, 赚取了巨额利润。他看到投资纺织业利润大、见效快, 便于1917年8月投资100万元, 与王克敏等在天津创办裕元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今国棉二厂) 。1918年4月投产, 到1922年盈利达600余万元。裕元纱厂是当时天津资本最雄厚、纱绽最多、获利最丰的纱厂, 开天津大型纱厂之先河。倪嗣冲还与安徽萧县人徐树铮等投资兴办了近代著名的私营银行———金城银行。该行1917年5月15日开业, 行址设在天津, 资本额定为200万元, 实收四分之一, 即50万元, 倪嗣冲投资17万元。1919年10月资本增至500万元, 到1922年3月收足, 其中倪嗣冲投资64万元。在华北地区, 金城银行与中国、交通和盐业三大银行并驾齐驱。倪嗣冲在粮食行业也投有巨资, 先在天津西站开办了大丰机器面粉公司, 在寿丰面粉公司也占有一半投资。他还曾投资天津华昌火柴公司。倪嗣冲是在天津投资最多的北洋军阀。虽然他积累的财富大都是依靠权势搜刮来的, 但他投资天津的企业, 基本上是采用近代企业制度进行运作的, 对促进天津经济发展及近代化建设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总之, 近代天津为大量安徽人提供了发挥才能的舞台, 这些安徽人又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推动着天津的近代化建设。近代天津可以说是我国近代化建设的一个大实验场, 许多变革、创新都是从这里起步的, 一些安徽人在其中充当了先行者、试验者。他们的不懈努力, 不仅推动着天津的近代化建设, 也为我国的近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2. 清末摄政王载沣要如何做才能彻底将北洋军的军权从袁世凯手里收回来?
毛主席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谁掌握了枪杆子,谁就是老大。
而掌握枪杆子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重新组建军队!
这个道理,孙中山用了二三十年才明白。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搞了无数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就是因为一直依靠别人手里的枪替自己干活。后来,孙中山想明白了,赶紧组建黄埔军校,组建自己的军队。之后,蒋介石以黄埔军校校长身份,在黄埔系支持下,这才打败了各路军阀。
我党也吃了这个亏,以为依靠国民党的军队能够实现革命。谁知道,蒋介石和汪精卫搞了反革命政变,我党数万人被害。也是因此,毛主席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正确理论。
所以,载沣的出路只有一条,自己弄一支军队出来,替换北洋军。
北洋军是袁世凯私人武装,谁也弄不走!袁世凯在淮军干过,淮军都是一个个私人武装组成的,所以,他知道掌握军队的重要性。袁世凯从天津小站练兵时,就开始把新军当自己的私人军队培养。
袁世凯用人,主要是亲信旧部和外聘的军事骨干。对于这些人,袁世凯通过拜把子,结亲家,以及权钱收买等手段,全部笼络在北洋旗下。而且,部队的数千中下级军官,也都是袁世凯自己选拔的。
同时,袁世凯还注重给普通士兵洗脑。袁世凯明白,清朝原来的所有军队都存在吃空饷和克扣兵饷的事。而普通士兵最关心的,就是自己能否拿到足额饷银。新军发饷时,袁世凯肯定亲自坐镇,甚至有时还会亲自发饷。所有士兵都觉得,自己拿的是袁世凯的钱,就该为袁世凯卖命!
也是因此,北洋军从上到下,整个都是袁世凯自己的私人武装。载沣想通过撤换中上层将领,将北洋军换血,来掌握北洋军,是不现实的。
载沣也曾想学康熙擒鳌拜!慈禧死后,载沣是有意杀袁世凯的。传闻,有人给载沣出主意,趁袁世凯单独上朝时,一刀砍了袁世凯!据说,他们甚至都安排好让溥伟拿着刀杀袁世凯。张之洞听闻此事后,劝说载沣不要杀袁世凯,袁世凯死后新军必然会乱。
而袁世凯听说载沣计划以后,马上调保定的段祺瑞领军入京。同时,袁世凯呆在家里不出门,不给载沣杀他的机会。载沣再怎么猖狂,也不敢在没有合理罪名的情况下,直接去袁世凯家里杀他。
段祺瑞也很给力,马上从保定赶来北京,理由是“要来帮助朝廷平息北京南苑兵变”。其实,南苑所谓的兵变,就是几个士兵打架。而这场架,可能还是北洋派自己安排的。这里面的内情,载沣自然知道。
载沣每天听着段祺瑞在城南开炮,心里也很委屈:我就是一书生,那他么放过枪啊,你们竟然连炮都用上了。幸好,袁世凯上书称自己患有足疾,请求解职回老家。载沣赶紧就坡下驴,结束这场风波。
载沣这还没怎么着,北洋军都到北京城外放炮了。你说,载沣还敢动袁世凯吗?载沣对北洋军只能冷处理,再抓紧时间组建自己的军队。不过,没过两三年,辛亥革命爆发了。载沣手里还没组建好自己的军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袁世凯重新被启用,而且,还是重用!
如果,辛亥革命晚十年爆发,载沣还是有时间组建新军,替换北洋军的。可惜,时不我待!
(文|勇战王聊历史)
3. 为什么清朝晚期除了北洋军没有别的可用的军队?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不仅仅是北洋军。
满清后期,八旗兵早就成渣了,绿营也没有战斗力。
扫平太平军和捻军的湘军淮军,迅速腐败瓦解,在甲午战争中灰飞烟灭。
新军武卫军外强中干,被八国联军打的屁滚尿流。
到了丧权辱国的庚子条约以后,满清已经无力控制国家内外局面。
当时新军已经崩溃,满清只能编组新式军队,代表就是三十六镇新军。
到辛亥革命爆发,满清被推翻,1911年,一共只成立了二十六镇。共有军官11463人,士兵16万8544人。
其中,最精锐的是北洋六镇。
六镇内除第一镇由满人铁良任统制外,其余五镇均由袁世凯的亲信将领任统制。
第一镇主要是旗人子弟参军,仍然他们在辛亥革命中也没有什么表现,没有反对袁世凯逼迫满清退位。
所谓大难临头各自飞,他们更关心自己的未来。
除了北洋六镇以外,各地都有新军。
比较出名的是湖北新军,最初叫做自强军,是张之洞编组的新军,同武卫军是一个时代。
庚子事变后,自强军被收编为北洋第二镇。
至于湖北新军,主要是后来招募的,名字是两个镇,实际只有一个半镇。
其余就是:
山东:步兵一标、
热河:步兵一标炮兵一标、
吉林:23镇、
黑龙江:混成协、
奉天:20镇、第二混成协、
河南:29混成协、
安徽:第31混成协、
江西:第27混成协、
湖南:第25混成协、
四川:第17镇、
江苏:第19镇、第13/23混成协、
浙江:第21镇、
福建:第十镇、
广东:第26镇、
广西:第25镇、
云南:第19镇、
贵州:步兵一标、炮兵1队、
山西:第43混成协、
陕西:陆军混成协、
甘肃:步兵2标、炮兵2营、
新疆:第35混成协。
这些新军战斗力都不强,武器装备也落后,不能和北洋六镇相比。
有意思的是,新军编组期间各地政府由于找不到合适的西洋教官,找了很多留洋的军校生凑数。这些学生,大部分都是革命党,在新军中大量宣传。
当时只要是个人,就知道满清已经腐败到骨髓,纷纷群起拥戴革命党。
由此,满清作茧自缚,扶持了新军推翻自己。
4. 北洋军阀中的那几个大军阀?
某试拂众意而行,是谓,君为其易,我为其难。。。。。
No1。 齐燮元,直系干将,北洋时期,历任第六师师长,江苏督军,苏皖赣巡阅使等要职。后兵败下野。至东师叩关,为“友邦”前驱,组伪政府,颇受重用,历出显职,先后出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总署督办和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等职。抗战胜利后,戳于南京雨花台。
图 齐燮元
No2。 张敬尧,皖系大将,历任北洋陆军第七师师长,苏皖鲁豫剿匪督办,旋调湖南督军。护法时期为湘人所驱,失湘督位。至1932年,结交板垣征四郎,引为知己,遂参加伪满州国政府,拟任伪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密谋在北平进行暴动,策应日本关东军进占平津。正欲大举,不意变生肘腋,为军统杀手刺于北平六国饭店图 张敬尧
No3。荣臻,奉军宿将。九一八事变,时任奉军参谋长,张学良驻北平,荣氏为奉军在东北地区高指挥官,奉帅命,勒令部属,不予抵抗,以示亲善之意 。华北沦陷后,为“曲线救国计”,纳降表于“友邦”,受重用,多任要职。新中国成立后,优礼之,事统战工作,1960年,卒于北京。图。荣臻
5. 张作霖的靠山?
可对袁世凯的寿命来说,十年奋斗显然太久了,相对而言还是搞破坏见效快。于是他计划在东北扶持一颗棋子,暗中抵制日本。 候选人还没有开始海选,袁世凯的粉丝团体之一的段芝贵,便向偶像隆重推荐了给过自己好处费的张作霖。这个走后门的张作霖需要重点提一下,此人就是后来的“东北王”张大帅。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出生于辽宁海城。 跟之前介绍过的那些牛人一样,他家里也很穷。为了生存,他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学过木匠,干过兽医相过马,投过清军,做过土匪。总之,从业经历丰富而复杂。也正是由于复杂的工作背景,让他集狐的狡黠与狼的凶猛于一身。 若论出身和背景,张作霖跟他日后的对手如留过洋的阎锡山等人比起来,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好在英雄不问出处。那年头,混不出来的叫土匪,混得出来的叫老总。 张作霖的情商和手段,在土匪中那是相当出众。当了很短时间的土匪后,他就明白土匪这份工作没前途,遂脱离土匪,凭借之前的人脉拉起了一支雇佣兵性质的非法私人武装——“保险队”,收起了雇佣费。 接下来的几年间,农村居民张作霖不仅收获了宝贝儿子张学良,而且家庭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生活质量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于是,不再为温饱问题发愁的张作霖,将个人的前途问题正式提上日程。
1902年年底,政府部门知道了张作霖的事迹,本想灭了他,但考虑到张作霖手下的私人武装战斗力不错,不好收拾,便把他给招安了。张作霖由此成为一名副营级的清军干部。加入政府编制后,张作霖的主要工作是拿之前的同行们开刀——剿匪。 由于对土匪的那一套工作流程十分熟悉,因此他的剿匪工作干得不错。张作霖的官位也伴随着出色的工作业绩越来越高,在辛亥革命之前爬到了镇守使一职。
在接下来的辛亥革命中,他跟着当时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砍了不少革命党人,成功镇压东三省的革命党起义。当然,他们说自己的行动是“保境安民”——不革命不保皇,走中立路线,一切从维护当地稳定的大局出发,为士绅服务,为人民服务。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以后,论功行赏,张作霖被提升为中将师长。
6. 王士珍为何在北洋政府露脸不多?
北洋三杰“龙虎狗”,这个外号很多人的知道,狗是冯国璋,虎是段祺瑞,两人都是可谓声名远扬的人物,在整个北洋时代都是影响力颇大。但位居三杰之首的这个人,却少有人知道其名,他就是“北洋之龙”,王士珍。
王士珍是三个人里年纪最大的,在甲午战争时就参与了清廷和日本在朝鲜地区的战争,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战绩。在总指挥官指挥失误导致全线溃败时,他独自率领炮队坚守进行鏖战,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并最终突围成功,安全撤退回国。
王士珍在袁世凯小站练兵期间得到袁赏识,对其十分信赖,多次与他商讨军中事宜。王士珍为报袁知遇之恩,努力训练新兵。其训练军队也有自己的方法,他对士兵少有体罚打骂,而多以德服人,重在培养士兵的绝对服从效忠的意识,所以他培养的新军战斗力极强。袁世凯总是将王士珍比作自己的眼睛,说他是北洋第一军事人才。袁也总是把重要的有外国人参加的军演都交给王士珍负责,可见对其之器重。
在镇压安庆起义时,王士珍也是宛若先知一样要有准备,使正在操练中的新军迅速进去战斗状态,大败起义军。就是这样一位军事奇才,却有一颗淡泊名利的心。在溥仪宣布退位后,他不愿做新朝的官,于是就辞官退居老家正定。之后袁世凯任总理时,几次三番才请他出山,授予上将军衔。
在冯国璋,段祺瑞的势力增强,渐渐出现矛盾时,袁世凯也随时让局外之人王士珍来调和自己与二者间的关系。在袁世凯称帝时,王士珍十分清醒,不为所动,不闻不问,但当袁的帝制面临奔溃时,也最愿意找王士珍商讨退位之法。袁死后,即使王士珍曾经和张勋一起支持过清帝复辟,但在失败后段祺瑞非但没有问他的罪,反而邀请其做北洋政府的陆军总长。当时冯国璋是总统,段祺瑞是总理,北洋三杰把持朝政,一时让北洋政府人心大振。
再后来时局变化,王士珍也不愿参与段冯的权利斗争,于是再次辞官还乡,结交名人雅士,研究黄老之术,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但其并非不问政事,他也以北洋元老身份成功调停数次军阀战争,维护社会秩序,并多次主持保护文物和慈善募捐等活动,担任京城治安会和救济会的会长,留下了许多亲民助民的事例,深受百姓爱戴。王士珍也最终在1930年因为癌症去世,享年70岁。
王士珍一生云淡风轻,在政界军界社会各级都有着别人无法比拟的影响力,而其时隐时现见首不见尾,局里局外游刃又有余的姿态也让其不像一个军阀而更像一位名士。
7. 辛亥革命时清政府全国有多少军队?
武昌起义的时候,袁世凯才52岁。却不得不赋闲在家,但形势的发展和各方面传来的消息,对袁世凯越来越有利。
前来巴结讨好的人,络绎不绝,他们看重的不是袁世凯的为人,而是他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
事实上,朝廷除了北洋军,还有八旗军、武卫军、地方武装等等军队。
辛亥革命时期,清政府在全国到底有多少军队呢?
据说清朝的军队总数不下百万,但大都是旧式军队,根本不能用来对付新军的起义。
朝廷真正有点战斗力的军队,就是已经训练10余年的北洋军。
前两年,袁世凯不声不响地躲避各种纷争,虽然罢官在家,但他仍然不甘于做一个田舍翁,还在通过各种途径,遥控着北洋军的去向,这些连朝廷都不放在眼里的兵将,居然还在听从袁世凯的命令。
那么,清朝为什么一定要用北洋军?载沣等人对袁世凯还是存在幻想的,他们认为袁世凯完全可能成为曾国藩那样的人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时候,对于当兵的思想教育基本上没有涉及。
有人说他教育部下:“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不过是政敌的攻击,袁世凯可真的没这么干过。
小站新军主要是德国陆军的训练路数,要说精神方面的培养,一曲《皇帝练兵》歌,勉强可以算,但它强调的还是士兵们忠君爱国的精神,跟袁世凯个人的权威是没半点儿关系。
北洋军对袁世凯有感情,但仅限于他做大臣时。后来一旦复辟称帝,他就被一些北洋军骂作曹操。且北洋军直至袁世凯众叛亲离地死去,也没有完全姓袁。北洋军姓什么?
这个问题,在很长时间里似乎一日了然,姓袁呀。谁不知道北洋军只知有袁世凯,不知有大清国。军营里供着袁世凯的长生牌位,还让军士们朝夕膜拜。
更没有人怀疑,北洋军只听袁世凯的,别人指挥不了。若不然,怎么辛亥武昌起义,朝廷调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前去镇压,就指挥不动呢?
朝廷后来重新启用袁世凯,北洋军一口气拿下了武汉三镇中的两镇。不错,北洋军作为在清廷的新政期间,袁世凯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掌控练兵处,领导军事改革,指导全国的新军编练和旧军改造。
后来,北洋军扩张为六镇,固然“小站练兵”的旧人是种子,但是在这期间,他在军官选任方面,也特别强调专业主义,尽量从各种新式军事学堂毕业生中找人才。
所谓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都是北洋武备学堂出身。留日和留德的军官学生他也曾经选用过,大批日本士官生都是在他当政时,顺利进入军界的。
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他挑人只看跟他个人的关系,对他个人的忠诚。
说白了,在袁世凯逼迫清帝让位之前,作为清朝的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他对北洋军的掌控也不是“铁板一块”,所以清朝的一些王爷和摄政王载沣,才觉得可以利用袁世凯为朝廷效力,“以汉制汉”原本就是满清政府的传统手法。
不管是多尔衮,还是咸丰皇帝,他们都利用过吴三桂、曾国藩这样的人来镇压起义。
最后,载沣等人对袁世凯还是存在幻想的,他们认为袁世凯完全可能成为曾国藩那样的人,所以要用北洋军,就必须启用袁世凯。
北洋军确实是清朝政府的王牌军队,只有北洋军出马,才有可能遏制辛亥革命的扩大其实,湖北新军的起义,非散兵游勇可比,连洪秀全、杨秀清的起义,也不能与之相比,以为这次起义,他们不抢不掠,而是志在天下。
他们有自己的新思想,有实现国家富强的抱负,是要做一番大事业。
对付这股新崛起的新军势力,朝廷采取的对策,必然是速战速决,以雷霆万钧之势,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以免在全国引起滔天的连锁反应。
那么,朝廷出兵,必然是以自己的北洋军为主力,当初带队的可能不是段祺瑞,就是冯国璋。
以北洋军的实力,以段、冯二人的军事才能,再集合朝廷的物资给养,打下湖北的新军,尽管要费些功夫,最后,朝廷取得胜利的结局,可能也没有多少悬念。
北洋军相对来说更加可靠,受新思潮影响不深,是朝廷还可以完全控制的新军力量袁世凯整顿吏治、兴办教育,创办企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这却不是他的全部,他的最大亮点还是他苦心经营的北洋军。
八国联军闹北京之时,朝廷的武卫军冰消瓦解,只有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奇迹般地完整保存下来。
慈禧太后终于认识到,要想使大清江山长存,必须要有强大的军队,否则,除了挨打,还是挨打,于是下令全面整顿军队。袁世凯因此大权在握,进而借机扩充势力。
袁世凯的崛起,引起朝廷实战派贵族的不满,他们发起1907年政潮,事实上就是打压袁世凯的势力,据说北洋军将领张怀芝和段祺瑞,宁可统制不做,也不乐意继续干了。
等到袁世凯被罢免回家之后,北洋军很多军官就更加感觉到后人不如前人,还是在袁世凯手下做事比较爽快。
后来,崭露头角的士官生,比如吴禄贞、张绍曾等人,尽管身居高位,但都没能真正控制麾下的北洋军。
所以,到了辛亥革命时,他们想要带兵造反都搞不成。
北洋第三镇有个炮兵团的团长,他跟山西的革命军说好了,要拉一火车的第三镇官兵,进入革命军的伏击圈,但中途却被部下吴佩孚识破,此人反而被吴佩孚抓了起来。
自从辛丑事变以来,朝廷已经10余年没有正式大规模用兵了,北洋军又有很多军事专才,其实,朝廷里有很多大臣支持袁世凯的北洋军,来镇压起义事实上,清朝完全可以彻底甩开袁世凯,没想到,摄政王载沣到底是不会识人,也不会用人,他执掌大权以来,用的全是庸人不说,这次武昌起义之后,他居然起用了冯国璋,来带北洋军镇压起义。
他防了半天袁世凯的人,最终还是没防住。冯国璋不仅是袁世凯的亲信,而且是铁杆儿的心腹大将。
只不过在袁世凯罢官这几年,冯国璋利用他一贯稳重和善于结交达官显贵的做派,加上当年曾经担任清朝皇族贵胄学堂的总办,在皇族里认识不少贵族子弟,而且他人缘也比较好,结果载沣居然就认定冯国璋是可以信任的将帅之才。
当年,袁世凯是朝廷的北洋大臣,又兼练兵大臣,袁自朝鲜回国后,就是因练兵,而赢得朝廷各方官员的极力称赞。
他曾经奏请改革清军的军制,拟定新军募集操练规则,还派王英楷、王士珍分赴全国各地,精选壮丁6000人,又选派武卫右军卒50名,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并在保定设立督练公所。
后来,袁世凯还把军权集中于参谋、教练、兵备三处。
每处设一位总办,派段祺瑞为参谋处总办,冯国璋就是袁世凯的教练处总办,就是从这个时候,此人就与袁世凯打成一片了。
朝廷大臣们都怕武昌的叛乱,会起连锁反应,那桐也是十分担心:“湖南本来风潮就未平息,而且会匪接连闹事,湖广一乱,那四川、两广都受影响,事情可就更不可为了。”
“我的意思是,必须请袁世凯出山,只有北洋军还能够镇得住起义军,也只有他出山,北洋军才能调遣顺手,迅速出师”。
奕勖的意思大家都明白,除了袁世凯,北洋军别人未必能够指挥得动。徐世昌和那桐相视一笑说:“我们也附议,请摄政王尽快任命袁世凯主持军务”。
奕勖、那桐和徐世昌等人,立马去见载沣,载沣看罢武昌起义的相关电报,脸色苍白。他们的到来,正好可以商议此事,没想到他们竟是为袁世凯而来。奕勖是首席领衔军机大臣,他也全力支持袁世凯。而且他手中还握了两镇兵权。为了安慰袁世凯,清廷补授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为农工部参议。
还有很多大臣支持袁世凯的北洋军出师,比如端方这个人,就是比较看重北洋军和袁世凯的力量。
端方非常支持袁世凯入主朝廷中枢,他觉得只有袁世凯才能改变时局。如果袁世凯有意复出,他可以向朝廷举荐他。
据说袁世凯连连摇头,还说“你可别害我。我已经衰朽不堪用,何况现在事势纠纷难以收拾,我是决不愿舍弃初志,投身急流中”。
袁世凯都说局势难以收拾,使端方对前途更感渺茫。袁世凯有北洋军在手,倘若局势变乱,朝廷肯定还要倚重,所以他提议将长女许给袁世凯的五公子,袁世凯满口答应。
所谓投桃报李,端方是袁世凯在满人中很难得的朋友,当然很有必要进一步笼络,所以袁世凯也提议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端方的侄子。两人饭后一席谈,就决定了两对年轻人的婚姻大事。
说白了,不管是满族贵族,还是很多朝廷重臣,他们都寄希望于北洋军和袁世凯,在很大程度上,袁世凯已经成为北洋军的代名词,用北洋军就必须用袁世凯,成为那段时间清朝很多大臣的共识。
北洋军到底有多少人?北洋军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建立和掌握的一支新式军队。
早年,清政府曾经派广西按察使,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名为“定武军”。
不久,袁世凯接办了“定武军”,他扩充编制,改名为“新建陆军”,效法欧美军制,用西方枪械装备,以洋操训练军队,还创办随营学堂,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在此期间,他还网罗门生,广结党羽。
1898年,改为“武卫右军”,后来,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此后大加扩充,改称“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
到1905年的时候,北洋军已经扩建成六镇,当时每镇1.2万余人。北洋军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旧式军队,开始转向近代化军队。
日、俄战争之后,清政府认识到扩练新军的紧迫性,采纳袁世凯的建议,决定在全国成立新军36镇,因财力不够,先在北洋成立6镇。
1904年以前,北洋军已经成立1、2、3镇,由王英楷、吴长纯、段祺瑞分任统制,后来又成立4、5、6镇。北洋6镇正式建成,全军发展到7万余人。
北洋军采用西方的军事制度和新式装备,又以封建宗法思想维持上下军官的关系,成为效忠于袁世凯的一支武装力量。辛亥革命后,袁依靠这支武装,窃夺了革命果实,建立起北洋军阀统治。
袁世凯为了镇压起义,在1912至1913两年中,先后向帝国主义借款33笔,共4350万英镑,主要用于扩军备战。
在此期间,单袁世凯手下大将段芝贵等人,就各扩军25营,此外,还有雷震春在河南招募豫军6营,冯国璋在直隶招募1个混成旅,使北洋军人数和装备,远远超过南方革命党人所控制的军队。
辛亥革命结束后,中国当时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北洋军,非但一兵不裁,还得到了加强。
经过辛亥年的作战,使民初北洋军一些部队编制不足,通过这次裁兵淘汰了一批老弱兵士,取而代之的是一批精壮士兵,袁世凯还从国外订购了大批军火,使北洋军在质量上得到提高。
随着全国各省的裁兵,北洋军人数虽未有很大的增加,但其占全国军队的比例却越来越大。
1915年底,当时全国军队有26个师35个旅约46万人,而北洋军,以及由北洋军阀控制的军队居然就占了20个师,34个旅,约39万人。
事实上,除了西南等地外,北洋军队控制了全国大部分地区。
综上所述,清朝的军队总数不下百万,但大都是旧式军队,根本不能用来对付新军的起义。
载沣等人对袁世凯还是存在幻想的,他们认为袁世凯完全可能成为曾国藩那样的人。
再则,北洋军确实是清朝政府的王牌军队,只有北洋军出马,才有可能遏制辛亥革命的扩大。
其实,北洋军相对来说更加可靠,受新思潮影响不深,是朝廷还可以完全控制的新军力量。
更重要的是,北洋军又有很多军事专才,其实,朝廷里有很多大臣,愿意支持袁世凯的北洋军,来镇压起义。所以朝廷才不得不用北洋军来对抗起义军。
当时的北洋军还处于发展壮大之中,辛亥革命时期,估计有7万余人,到1915就已经发展成为39万人的军队,短短三年时间,数量增长了5倍。
本站涵盖的内容、图片、视频等数据系网络收集,部分未能与原作者取得联系。若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删除!联系邮箱:ynstorm@foxmail.com 谢谢支持!
1. 王士珍,天津与安徽什么渊源?
天津, 初名直沽寨, 简称直沽, 称天津则始于明朝初年。1398年朱元璋病死后, 皇族内部发生夺位之争。1399年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誓师北平, 经过靖难之役, 终于攻占南京, 夺取帝位, 改元永乐, 是为明成祖。明成祖朱棣以南下之师由今天津地方渡过海河, 为了纪念南下战争的胜利, 特赐名直沽为天津, 意思是“天子渡河的地方”。1404年筑城置戍, 故城在今天津市狮子林桥西端旧三汊口附近。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后, 天津成为京师东南转漕戍守重地。朱棣在镇守北平时, 把从家乡安徽尤其是凤阳府一带征招的士兵安置在天津地区戍边屯垦。聚集在那里的士兵和家属数以万计, 他们后来多数定居于此。而今宿州市就是当年燕王镇守北平招兵的中心点, 今天天津方言的母方言就是宿州方言, 以至天津人到了安徽宿州一带, 乡音充耳, 竟无身在异乡之感。
古代天津商业的发展, 吸引了很多外地商人来津经商, 徽商即是其中之一, 主要从事盐、茶、文房四宝等行业, 并建立了安徽会馆, 对促进天津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近代, 随着淮系集团的进驻, 大批安徽人来到天津, 他们在这里建功立业, 创建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 兴办了一些新式学堂, 推动了天津地区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为天津地区的近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鸿章推行天津近代化
李鸿章自1870年起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一职, 长达20多年。他每年于海口春融开冻后, 移驻天津, 冬令封海再回驻省城保定。天津如遇有紧要事件, 亦不拘封河回省之制。天津“地当九河要津, 路通七省舟车”, 既是京师门户, 又是洋务、海防要冲, 位置重要。作为晚清洋务自强运动中坚的李鸿章在天津推行了多项近代化建设。
近代企业1870年, 李鸿章接管了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制造局, 并加以整顿扩充, 添购机器, 增盖厂房, 充实役匠, 抽调沪局督办沈保靖总司其事。津局所生产枪炮、子弹、火药等军火产品, 供应直隶淮军、关外征防各营及调援外地之淮军, 并协济各省。天津机器局也成为晚清四大军工企业之一 (其余三个为上海江南制造局、南京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 , 是天津近代工业的开端。李鸿章随后还创办了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天津电报总局、天津铁路公司、老龙头火车站 (今天津站的前身) 及铸钱厂、水泥厂等一批近代军工、民用企业。淮系集团成员如朱其昂、杨宗濂等在天津创办的民用企业贻来牟机器磨坊、天津自来水公司等, 也得到了李鸿章的支持。
陆路电报线1877年, 李鸿章命天津鱼雷学堂洋教习英国人拜提架设天津机器局东局 (城东贾家沽) 至直隶总督天津行馆 (在天津东北门外) 之间的电报线, 长约16里, 由闽、粤学生充当操作员, 往复通信, 方便迅速。李鸿章在给下属刘秉璋的信函中笑称:“数百十年后, 必有奉为开山之祖矣。”1879年, 李鸿章在天津鱼雷学堂洋教习的帮助下, 架设了一条由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至天津之间的军用电报线, 长约100里, 于当年6月开始使用, “号令各营, 顷刻响应”。1880年9月, 李鸿章在《请设南北洋电报片》中指出, 用兵之道以神速为贵, 西洋各国除讲求枪炮之外, 水路有快轮船, 陆路有火轮车, 如今又有电报之法, 使得“海国如户庭”。中国自北洋以至南洋, 调兵运饷, 事事重要, 应尽快设立电报, 以通气脉。李鸿章这一架设天津至上海之间陆路电报线的请求, 迅速得到朝廷批准。当年10月, 在天津设立电报学堂, 聘请丹麦技师来学堂教习发报工作;并在天津设电报总局, 于紫竹林 (天津租界) 、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设分局。津沪线于1881年4月动工, 12月底铺成, 正线、支线共长3000余里。以天津为起点的电报线还有:1883年架设的天津至通州线, 长180余里, 1884年拓展至北京;1884年架设的北塘至山海关线, 经芦台、乐亭、昌黎, 全长400余里, 由署理直隶总督、安徽合肥人张树声主办;1885年架设的天津至保定线, 长300余里。
邮政建设1878年, 海关总税务司洋人赫德指派东海关税务司洋人德璀琳在北方各口岸的海关筹办邮务, 试办华洋书信馆。这一行动得到了李鸿章的支持, 并致函总理衙门推荐德璀琳。华洋书信馆以天津为中心, 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上海五处, 仿照西洋办法, 试办邮政, 管理海关、使馆邮件, 兼收民信。在天津和大沽及京津间设立了海关骑差, 在天津至牛庄、烟台等地开办了冬季陆运邮件的业务。同年12月, 海关发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以大龙为图案的邮票, 面值分为银一分、三分、五分三种。后来, 在天津法租界内设邮政总局, 天津德、英租界以及北马路、大经路等都设有分局。
铁路建设开平矿务局成立后, 为便于运煤, 李鸿章批准修建位于滦州开平西南之唐山至胥各庄之间的轻便铁路, 1881年6月建成通车, 长约20里。有了这条铁路, 即可连接芦台河流而入渤海湾, 东至秦皇岛以海运至上海, 西至大沽以达京津等处。唐胥铁路最初是用骡马在轨上拖车, 后来英国人金达利用开矿用的旧锅炉暗地里制成一辆机车 (被称为“中国之火箭”) , 几经周折后, 终于取代骡马。1887年, 唐胥铁路从胥各庄延至芦台, 改称唐芦铁路。同年, 李鸿章在天津设立天津铁路公司, 以安徽建德人 (今东至县) 、津海关道周馥为督办, 拟将唐芦铁路接至天津, 名为唐津铁路, 或称津沽铁路, 并于1888年建成。从唐山至天津, 全长约260里。当年10月9日, 李鸿章前往查验, 深感满意。他说:“自天津至唐山铁路, 一律平稳坚实, 桥梁、车轨均属合法。除停车检查工程时刻不计外, 计程二百六十里, 只走一个半时辰, 快利为轮船所不及。”李鸿章还计划将铁路接修至通州, 但由于朝廷内部顽固派的激烈反对而作罢。后来, 李鸿章将唐津铁路接修至滦州的林西镇, 1890年又展修至山海关路段, 1894年林西至山海关的200多里铁路建成通车。李鸿章校阅北洋海军后, 从山海关乘火车回天津, 称山海关至天津“六百余里, 半日而达, 极为便速”。
大沽军港天津周围共有72沽, 如塘沽、大沽、葛沽、咸水沽等, 其中大沽地理位置颇为重要。北洋海军成立后, 为保障海军兵力驻泊与机动, 李鸿章展开营建基地的巨大工程, 1880年初开始筹建大沽船坞, 年底初步完工。大沽处在天津外围, 除船坞、炮台而外, 还有许多重要的海军机构, 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及鱼雷营、水雷营、电报局、电报学堂、贮煤处、海军医院、北洋医学堂等。天津因有天津机器局和大沽船坞, 而成为北洋海军的重要军火生产基地和舰队维修基地。
新式学堂为培养洋务人才, 李鸿章还在天津建立了新式学堂, 延聘洋教习, 开设近代科学课程, 培养专门人才, 如天津鱼雷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天津医学堂、天津总医院 (内设西医学堂、施医院、储药处) 等。其中天津武备学堂规模最大, 是根据盛军统领周盛传等人的建议而设, 以培养陆军人才为主, 规制略仿西洋学堂, 聘请德国军官教练, 学生主要学习天文、舆地、测绘、算化诸学, 炮台、营垒诸法, 操习马队、步队、炮队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式, 并兼习经史。日后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的骨干将领, 大多数是这个学堂的毕业生。
周盛传筑天津新城
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后不久, 考虑到津沽形势紧要, 檄令合肥人周盛传统领的盛军马步20余营从山东济宁调驻天津青县马厂, 作为拱卫京畿之师。盛军由同治初年的淮军盛字营发展而成, 士兵多为两淮子弟。移驻天津之后, 盛军除平时操防训练外, 还投入到修筑河堤、屯垦筑城等工作之中。
周盛传在考察了大沽、北塘海口及天津各处形势后, 向李鸿章建议, 在明代故城的基址上, 修建天津新城, 设险屯兵, 旁控大沽、北塘。在得到李鸿章的首肯后, 周盛传督率所部兵勇帮做工程, 并将朝廷历年欠饷共白银5.5万余两捐作工程经费, 于1873年4月破土兴工, 凡有兴作俱仿“泰西新法”, 历时两年建成, 内外两城, 大炮台三座, 小炮台71座, 并在新城内修街道、办学校, 吸引外地商贾前来贸易。
周盛传在督办新城之际, 往来于天津与马厂之间, 看到津南静海一带有空阔湿地100余里, “潮日两至”, 可改为水田, 主张开荒屯田, 并选择津南洼地潦水套, 来围滩造田, 此即后来的新农镇, 亦称小站。1874年, 周盛传督率将士疏浚葛沽下引河20里, 修建闸座, 引淡水灌田, 得良田万亩, 当年秋后即略有收获。1875年, 周盛传留马队驻马厂, 其余各营移驻新农镇, 开始大面积屯垦。在六年时间里, 从小站到大沽口开挖新河90里, 开辟支河数十条, 上接南运减河, 引淡水去咸水, 成稻田6万余亩, 并从家乡引进稻种, 请来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农, 盛军士兵多来自江淮之间, 很快掌握了种稻技术并向当地人民传授。自此以后, 品质优良的“小站稻”就在华北一带名闻遐迩。盛军屯垦的小站由于兵精粮足, 后来也成为北洋新军练兵基地。此项工程浩大, 既有利于国计民生, 又巩固了海防。周盛传去世后, 天津士绅感其恩德、“遗爱在民”, 捐款为其建祠。这就是位于今天津三条石大街附近的周公祠的来历。
周馥家族引领天津工商业的发展
安徽建德县人周馥, 自1861年入李鸿章幕府, 相随李鸿章40余年, 号称李氏大管家。1865年因功以直隶州知州留江苏补用。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的次年秋天, 永定河洪水大涨, 决口30余处。李鸿章函召周馥来天津襄助, 事成后, 周馥以道员身份留在直隶补用。1874年, 周馥连续治理津门入海金钟河、北运河筐儿港减河及通州潮白河, 设立文武汛官防守。当时天津频遭水患, 豪雨为灾, 民众怨愤。据《字林西报》报道, 当地老百姓把这些都怪在李鸿章头上, 甚至抱怨说, 李大人至此, 不是大雨就是洪水。李鸿章也因莅直几年迭遭洪水而焦头烂额、心力交瘁。周馥上书建议在南北运河上游要隘开辟减河泄洪, 并在南运河下游开屯田。后来盛军统领周盛传接受了这个建议, 开通减河, 灌溉小站, 辟营田数千顷, 利用至今。1877年, 周馥任永定河道, 当时滹沱水患, 周馥亲历沿河10余县查看, 拟定了治理方案, 后因财力不支未成。1881年周馥署津海关道, 次年兼署天津兵备道, 1888年任直隶按察使。1890年7月, 天津等地连日大雨狂风, 永定河两岸、南北运河、大清河及任丘千里堤先后漫溢决口多处, 上下数百里一片汪洋。周馥因治水有名, 又被派督永定河。在查看灾情后, 他在河北岸采用巨石护堤法, 以卫京师。此后北岸无溢决。朝廷为嘉奖周馥, 授予他头品顶戴。1892年, 周馥又在卢沟桥南减水河建石坝防洪, 很有成效, 此后18年间仅决口一次。周馥后相继任直隶布政使、护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周馥在天津任职30年。1902年升任山东巡抚, 1904年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 1906年授闽浙总督, 未即行, 又改任两广总督。1907年致仕。
周馥也很重视教育。他在任天津道时, 帮助创立了天津武备学堂;任直隶布政使时, 创办了保定大学堂。
周学熙是周馥第四子, 曾两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 任职期间首次提出划分国家税、地方税。但他一生主要是经营实业, 而天津则是他从事经济活动的重要基地。
创设银元局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后劫掠了大量白银, 毁坏了天津机器局造币厂, 造成天津市面银根奇紧、制钱奇缺。1902年8月, 袁世凯接收天津后, 任命周学熙总办北洋银元局。在既无设备, 又无厂房的情况下, 周学熙经过精心构思, 日夜督工, 仅仅72天, 就开工铸出当十铜元150万枚, 不仅缓解了市面制钱紧缺的局面, 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袁世凯“因诧其神速, 推为当代奇才”。
总办直隶工艺局1903年周学熙奉派到日本考察工商币制, 认为日本的富强在于“练兵、兴学、制造”, 中国要富强也要如此。回国后, 他主动要求担任直隶工艺局总办。该局的职责是“括全省工学界之枢纽”, 除管辖附属津埠各官办学校、工厂外, 于本省各属之兴办工学皆有提倡、保护之责。总局先后办有实习工厂、劝业铁工厂、高等工业学堂、教育品制造所。在发展实业中, 他把工艺局办成了北洋官营实业的枢纽。从1903年至1908年, 他为所兴办的实业提供直接的财政资助达2088520两银。这期间, 周学熙名声大振, 晋官加爵, 先后被任命为通永道、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 但他始终兼职工艺局。
重振启新洋灰公司1905年袁世凯委任周学熙为天津官银号督办。他上任后对该机构进行了整顿、改组, 通过各种渠道积聚资本, 又将资本以信贷方式投放于工商企业, 其中就有启新洋灰 (水泥) 公司。1906年7月, 周学熙经过多方交涉, 终从英国人手中收回了启新洋灰公司。周看到洋灰的发展前途非常大, 就将该厂原有资本压低估价为银洋7万多元, 从天津官银号借款将资本全部购买。一边生产, 一边招商集股, 集资100万元, 便将原借款归还, 将这一官营企业变成了私营企业, 改名为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 总管理处设在天津。周学熙在经营启新的过程中, 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 使公司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922年, 启新公司有4700多名职工, 年产洋灰150万桶。
组织滦州矿务公司%在无法收回被英国人骗占的开平矿产的情况下, 周学熙在袁世凯的支持下, 决定在其旁边开设滦州矿, 走以滦收开的路子。1907年滦州矿务公司成立, 实招股银300万两, 管理处设在天津。但滦矿开办后, 在与开平的竞争中遭遇很多困难, 被迫与开平矿联合, 于1912年6月成立开滦矿务总局。周学熙因未能实现初衷, 就不再在新公司任职。
创办纱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棉纱、棉布价格飞涨。但华北像天津这样的大城市, 除了一家只有5000锭的模范厂外, 竟没有一家大型纺织企业。周学熙决定创办纺织企业, 联合滦矿、启新洋灰公司的股东, 组织华新纺织公司。开始准备官商合办, 因官场派系斗争, 受到排挤, 便退回官股, 实行商办。1918年华新天津厂正式投产。开工生产后, 因当时原料充足, 棉贱纱贵, 获利颇丰, 1919年获利140万元, 到1922年共赢利413万元, 超过资本一倍以上。它奠定了天津纺织工业的基础。华新纺织公司还先后开办了青岛厂、唐山厂、卫辉厂。
创办中国实业银行周学熙认为, “国家所赖以开浚利源者, 厥为实业, 而实业之能否发达, 则以银行之能否设法辅助为断。我国商业银行虽日渐增设, 而实业银行尚付阙如”, 决定创办一家银行。1919年4月, 中国实业银行招股收足350万元, 总行设于天津, 周学熙兼任总理。该行是当时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 与周氏经营的企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到1924年, 周学熙以年老多病, 辞去了各项职务。但为了保护周氏资本集团不被瓦解, 复组织实业总汇处, 由启新、滦矿、华新组成。后因内部矛盾, 次年改为实业联合会, 1927年又改为名存实亡的实业协会。
周学熙家族民国年间在天津经营实业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周叔弢。他是周学熙长兄周学海的儿子, 先后参与创办了华新青岛厂、卫辉厂、唐山厂, 还在滦州矿务公司、启新洋灰公司、耀华玻璃公司、江南水泥厂兼任职务。天津华新纱厂由于实行包工制度失败, 以及派系之争的干扰, 多年生产、经营不善。1928年, 董事会委派周叔弢为经理, 于是他兼任唐山、天津两个华新厂的经理。上任后, 他知难而进, 改革了一些不利于生产的陈规旧制, 恢复了该厂畅销华北的“五子”牌纱的质量和声誉。随着华北危机的加深, 日本经济侵略加剧, 到1936年日商先后控股、收买了华新唐山厂、天津厂, 周叔弢也就离开了这两个厂, 在天津闲居。1945年7月, 周叔弢任启新洋灰公司的协理, 日本投降后升任总经理。他带领该厂度过了艰难的时期, 并与广大职工一道, 为迎接天津解放做出贡献。1950年出任天津市主管工商业的副市长, 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54年他率先将所经营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 并担任公私合营启新洋灰公司董事长。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行赎买政策后, 他将全部定息上交国家。他担任天津市副市长长达16年, 尽职尽责。1983年6月在全国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副主席。1984年2月逝世。
孙家鼐家族在天津创办近代工商业
安徽寿县孙家鼐家族在天津经济活动的开创者是孙家鼐的两个侄孙孙多鑫、孙多森。他们原在上海投资兴办大型面粉企业阜丰面粉公司。1905年、1907年先后应袁世凯的邀请, 来到天津, 协助周学熙经办直隶官银号, 后又协助周学熙创办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但孙多鑫在1906年底便去世了, 孙家在天津的事业主要由孙多森经营。孙多森在清末任过直隶劝业道。民国成立后, 曾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 不久被革命党赶下台。不久, 任中国银行首任行长, 任内颇有建树。1914年6月, 他发起成立通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并控制了该公司, 将其变成了实质上的家族企业。通惠公司成立后, 他以此为基础筹办中孚银行。1916年11月7日, 中孚银行正式开业, 总管理处设在天津, 直到1930年才迁往上海。中孚银行不仅是我国开办较早的商业银行, 也是我国最早经营国外汇兑业务的商业银行之一。该银行不仅帮助了孙氏家族企业, 对我国民族工商企业也有很大支持。如天津仁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资金困难、银行逼债的情况下, 中孚银行果断援手, 给以资金支持, 使该公司重获生机。该公司也由生产、出口地毯扩展到粗纺毛呢、精纺呢绒、毛线和麻纺等多个产品。孙多森的侄子孙晋方后长期任该公司董事长。
1919年孙多森去世后, 孙家事业的主持人是孙多森的幼弟孙多钰, 他1899年留学美国, 1909年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孙多森去世后, 他接任通惠实业公司、中孚银行的总裁, 并长期担任这两个企业的负责人, 为这两个企业的发展付出了很多的心血。特别是中孚银行, 几经波折, 先是由于日本侵略, 一些分支行被迫关闭, 1946年又遭遇停业风波, 但在孙多钰的斡旋下, 终于化险为夷, 直到解放初期仍然是我国较重要的私营银行之一。他还先后任启新洋灰公司常务董事、滦州矿务公司副董事长, 后被选任开滦矿务局总经理。1923年1月至1924年11月曾任交通部次长。1951年4月在天津去世。
段祺瑞在天津为恢复共和发挥积极作用
安徽合肥人段祺瑞, 是清末北洋新军的重要将领之一, 与王士珍、冯国璋并称为“北洋三杰”。民国成立后, 历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国务总理。段祺瑞一生的军政活动主要在北方, 而天津又是他军政生涯的起点、活动的重要基地和做寓公的地点。
段祺瑞发迹于天津。1885年, 他考入了由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炮科。1889年毕业后, 被派往德国军事院校学习炮兵科, 并在克虏伯厂实习。1890年回国后, 他先后在北洋军械局和随营武备学堂任职。1896年, 他被袁世凯奏调到天津小站, 协助袁世凯训练新建陆军, 并任炮兵第三营统带兼随营学堂总监, 并由此奠定了日后他在北洋军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民国初年的中国, 政局动荡, 新旧势力交替, 先后发生了袁世凯“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两出闹剧。在关乎共和制度这个大是大非面前, 段祺瑞作出了正确的政治选择:他不顾身家性命, 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 遭到袁的冷遇;在反对张勋复辟的斗争中, 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讨伐, 又为“再造共和”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 1920年7月爆发了直皖战争, 皖系失败, 段祺瑞再次下野回到天津。后与孙中山、张作霖结成反直联盟, 并等待时机。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 推翻了直系曹锟政权。为应付局势, 冯玉祥等计划由孙中山主政、段祺瑞主军。段祺瑞在孙中山未到之前, 与张作霖等召开了天津会议, 决定在新政府成立前, 暂组临时执政府, 推段为临时执政。11月21日段祺瑞离津赴京, 24日就任临时执政。12月4日, 孙中山到达天津, 但时局已发生逆转。孙、段的政见明显相异。段祺瑞在这次执政期间, 于1926年3月18日纵任军警在执政府门前屠杀请愿的学生, 造成三一八惨案, 段也因此下台, 再次回到天津过起寓公生活。但他晚年保持了应有的民族气节, 拒绝了日本侵略者的利诱。
应该说, 段祺瑞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 作为北洋军阀的重要成员, 他力图武力统一中国, 极力镇压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势力, 多次掀起军阀混战, 但他为维护共和制度也确实做出了努力, 而天津则是他军政活动的重要舞台之一。
其他安徽人对天津近代经济发展的贡献
安徽人在天津创办的企业, 延续时间最长的是寿县人张益堂1852年创立的天津同仁堂, 至今已有150余年的历史, 它也是迄今保存下来的天津最古老的中药企业。张益堂是郎中世家出身, 从贩运药材起家, 积累了一些资金后, 便来到五方杂处、商贾云集的水陆大都会天津经营药材加工。他及他的后人坚持诚信为本, 讲究货真———不弄虚作假, 工精———不粗制滥造, 价实———不蒙骗欺诈;坚持以仁待人, 善待伙计, 善待顾客, 善待周围的人和事;坚持以义取利, 见利思义而后决定取舍;崇儒重教, 把儒家思想作为经营活动的准则, 视读书为乐事, 教育并期望子孙学优入仕。经过张益堂及其后人的努力, 同仁堂终于成为声名远播的中华老字号。解放后,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 它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 后又成为国有企业, 陆续生产出50多个准字号药品, 为人民健康做出了贡献。
合肥人龚心湛北洋政府时期曾任安徽省长、财政总长, 1919年6月暂代国务总理, 不久辞职。后又任内务总长、交通总长。1926年5月结束政治生涯。此后定居天津从事经济活动, 主要是参与周学熙经营的企业。曾任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通益精盐公司董事长、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耀华玻璃公司总董等职。他为这些企业的发展付出过大量的心血。日军占领天津后, 他拒绝利诱, 保持了民族气节。
阜阳人倪嗣冲曾追随袁世凯, 任武卫右翼长, 督办苏、皖、鲁、豫四省交界剿匪事宜。参与镇压安徽的二次革命后, 任安徽都督、省长。1920年皖系战败后被解职。在安徽省任内, 他曾开办繁昌益华铁矿和南宿烈山普益煤矿, 赚取了巨额利润。他看到投资纺织业利润大、见效快, 便于1917年8月投资100万元, 与王克敏等在天津创办裕元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今国棉二厂) 。1918年4月投产, 到1922年盈利达600余万元。裕元纱厂是当时天津资本最雄厚、纱绽最多、获利最丰的纱厂, 开天津大型纱厂之先河。倪嗣冲还与安徽萧县人徐树铮等投资兴办了近代著名的私营银行———金城银行。该行1917年5月15日开业, 行址设在天津, 资本额定为200万元, 实收四分之一, 即50万元, 倪嗣冲投资17万元。1919年10月资本增至500万元, 到1922年3月收足, 其中倪嗣冲投资64万元。在华北地区, 金城银行与中国、交通和盐业三大银行并驾齐驱。倪嗣冲在粮食行业也投有巨资, 先在天津西站开办了大丰机器面粉公司, 在寿丰面粉公司也占有一半投资。他还曾投资天津华昌火柴公司。倪嗣冲是在天津投资最多的北洋军阀。虽然他积累的财富大都是依靠权势搜刮来的, 但他投资天津的企业, 基本上是采用近代企业制度进行运作的, 对促进天津经济发展及近代化建设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总之, 近代天津为大量安徽人提供了发挥才能的舞台, 这些安徽人又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推动着天津的近代化建设。近代天津可以说是我国近代化建设的一个大实验场, 许多变革、创新都是从这里起步的, 一些安徽人在其中充当了先行者、试验者。他们的不懈努力, 不仅推动着天津的近代化建设, 也为我国的近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2. 清末摄政王载沣要如何做才能彻底将北洋军的军权从袁世凯手里收回来?
毛主席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谁掌握了枪杆子,谁就是老大。
而掌握枪杆子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重新组建军队!
这个道理,孙中山用了二三十年才明白。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搞了无数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就是因为一直依靠别人手里的枪替自己干活。后来,孙中山想明白了,赶紧组建黄埔军校,组建自己的军队。之后,蒋介石以黄埔军校校长身份,在黄埔系支持下,这才打败了各路军阀。
我党也吃了这个亏,以为依靠国民党的军队能够实现革命。谁知道,蒋介石和汪精卫搞了反革命政变,我党数万人被害。也是因此,毛主席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正确理论。
所以,载沣的出路只有一条,自己弄一支军队出来,替换北洋军。
北洋军是袁世凯私人武装,谁也弄不走!袁世凯在淮军干过,淮军都是一个个私人武装组成的,所以,他知道掌握军队的重要性。袁世凯从天津小站练兵时,就开始把新军当自己的私人军队培养。
袁世凯用人,主要是亲信旧部和外聘的军事骨干。对于这些人,袁世凯通过拜把子,结亲家,以及权钱收买等手段,全部笼络在北洋旗下。而且,部队的数千中下级军官,也都是袁世凯自己选拔的。
同时,袁世凯还注重给普通士兵洗脑。袁世凯明白,清朝原来的所有军队都存在吃空饷和克扣兵饷的事。而普通士兵最关心的,就是自己能否拿到足额饷银。新军发饷时,袁世凯肯定亲自坐镇,甚至有时还会亲自发饷。所有士兵都觉得,自己拿的是袁世凯的钱,就该为袁世凯卖命!
也是因此,北洋军从上到下,整个都是袁世凯自己的私人武装。载沣想通过撤换中上层将领,将北洋军换血,来掌握北洋军,是不现实的。
载沣也曾想学康熙擒鳌拜!慈禧死后,载沣是有意杀袁世凯的。传闻,有人给载沣出主意,趁袁世凯单独上朝时,一刀砍了袁世凯!据说,他们甚至都安排好让溥伟拿着刀杀袁世凯。张之洞听闻此事后,劝说载沣不要杀袁世凯,袁世凯死后新军必然会乱。
而袁世凯听说载沣计划以后,马上调保定的段祺瑞领军入京。同时,袁世凯呆在家里不出门,不给载沣杀他的机会。载沣再怎么猖狂,也不敢在没有合理罪名的情况下,直接去袁世凯家里杀他。
段祺瑞也很给力,马上从保定赶来北京,理由是“要来帮助朝廷平息北京南苑兵变”。其实,南苑所谓的兵变,就是几个士兵打架。而这场架,可能还是北洋派自己安排的。这里面的内情,载沣自然知道。
载沣每天听着段祺瑞在城南开炮,心里也很委屈:我就是一书生,那他么放过枪啊,你们竟然连炮都用上了。幸好,袁世凯上书称自己患有足疾,请求解职回老家。载沣赶紧就坡下驴,结束这场风波。
载沣这还没怎么着,北洋军都到北京城外放炮了。你说,载沣还敢动袁世凯吗?载沣对北洋军只能冷处理,再抓紧时间组建自己的军队。不过,没过两三年,辛亥革命爆发了。载沣手里还没组建好自己的军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袁世凯重新被启用,而且,还是重用!
如果,辛亥革命晚十年爆发,载沣还是有时间组建新军,替换北洋军的。可惜,时不我待!
(文|勇战王聊历史)
3. 为什么清朝晚期除了北洋军没有别的可用的军队?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不仅仅是北洋军。
满清后期,八旗兵早就成渣了,绿营也没有战斗力。
扫平太平军和捻军的湘军淮军,迅速腐败瓦解,在甲午战争中灰飞烟灭。
新军武卫军外强中干,被八国联军打的屁滚尿流。
到了丧权辱国的庚子条约以后,满清已经无力控制国家内外局面。
当时新军已经崩溃,满清只能编组新式军队,代表就是三十六镇新军。
到辛亥革命爆发,满清被推翻,1911年,一共只成立了二十六镇。共有军官11463人,士兵16万8544人。
其中,最精锐的是北洋六镇。
六镇内除第一镇由满人铁良任统制外,其余五镇均由袁世凯的亲信将领任统制。
第一镇主要是旗人子弟参军,仍然他们在辛亥革命中也没有什么表现,没有反对袁世凯逼迫满清退位。
所谓大难临头各自飞,他们更关心自己的未来。
除了北洋六镇以外,各地都有新军。
比较出名的是湖北新军,最初叫做自强军,是张之洞编组的新军,同武卫军是一个时代。
庚子事变后,自强军被收编为北洋第二镇。
至于湖北新军,主要是后来招募的,名字是两个镇,实际只有一个半镇。
其余就是:
山东:步兵一标、
热河:步兵一标炮兵一标、
吉林:23镇、
黑龙江:混成协、
奉天:20镇、第二混成协、
河南:29混成协、
安徽:第31混成协、
江西:第27混成协、
湖南:第25混成协、
四川:第17镇、
江苏:第19镇、第13/23混成协、
浙江:第21镇、
福建:第十镇、
广东:第26镇、
广西:第25镇、
云南:第19镇、
贵州:步兵一标、炮兵1队、
山西:第43混成协、
陕西:陆军混成协、
甘肃:步兵2标、炮兵2营、
新疆:第35混成协。
这些新军战斗力都不强,武器装备也落后,不能和北洋六镇相比。
有意思的是,新军编组期间各地政府由于找不到合适的西洋教官,找了很多留洋的军校生凑数。这些学生,大部分都是革命党,在新军中大量宣传。
当时只要是个人,就知道满清已经腐败到骨髓,纷纷群起拥戴革命党。
由此,满清作茧自缚,扶持了新军推翻自己。
4. 北洋军阀中的那几个大军阀?
某试拂众意而行,是谓,君为其易,我为其难。。。。。
No1。 齐燮元,直系干将,北洋时期,历任第六师师长,江苏督军,苏皖赣巡阅使等要职。后兵败下野。至东师叩关,为“友邦”前驱,组伪政府,颇受重用,历出显职,先后出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总署督办和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等职。抗战胜利后,戳于南京雨花台。
图 齐燮元
No2。 张敬尧,皖系大将,历任北洋陆军第七师师长,苏皖鲁豫剿匪督办,旋调湖南督军。护法时期为湘人所驱,失湘督位。至1932年,结交板垣征四郎,引为知己,遂参加伪满州国政府,拟任伪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密谋在北平进行暴动,策应日本关东军进占平津。正欲大举,不意变生肘腋,为军统杀手刺于北平六国饭店图 张敬尧
No3。荣臻,奉军宿将。九一八事变,时任奉军参谋长,张学良驻北平,荣氏为奉军在东北地区高指挥官,奉帅命,勒令部属,不予抵抗,以示亲善之意 。华北沦陷后,为“曲线救国计”,纳降表于“友邦”,受重用,多任要职。新中国成立后,优礼之,事统战工作,1960年,卒于北京。图。荣臻
5. 张作霖的靠山?
可对袁世凯的寿命来说,十年奋斗显然太久了,相对而言还是搞破坏见效快。于是他计划在东北扶持一颗棋子,暗中抵制日本。 候选人还没有开始海选,袁世凯的粉丝团体之一的段芝贵,便向偶像隆重推荐了给过自己好处费的张作霖。这个走后门的张作霖需要重点提一下,此人就是后来的“东北王”张大帅。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出生于辽宁海城。 跟之前介绍过的那些牛人一样,他家里也很穷。为了生存,他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学过木匠,干过兽医相过马,投过清军,做过土匪。总之,从业经历丰富而复杂。也正是由于复杂的工作背景,让他集狐的狡黠与狼的凶猛于一身。 若论出身和背景,张作霖跟他日后的对手如留过洋的阎锡山等人比起来,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好在英雄不问出处。那年头,混不出来的叫土匪,混得出来的叫老总。 张作霖的情商和手段,在土匪中那是相当出众。当了很短时间的土匪后,他就明白土匪这份工作没前途,遂脱离土匪,凭借之前的人脉拉起了一支雇佣兵性质的非法私人武装——“保险队”,收起了雇佣费。 接下来的几年间,农村居民张作霖不仅收获了宝贝儿子张学良,而且家庭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生活质量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于是,不再为温饱问题发愁的张作霖,将个人的前途问题正式提上日程。
1902年年底,政府部门知道了张作霖的事迹,本想灭了他,但考虑到张作霖手下的私人武装战斗力不错,不好收拾,便把他给招安了。张作霖由此成为一名副营级的清军干部。加入政府编制后,张作霖的主要工作是拿之前的同行们开刀——剿匪。 由于对土匪的那一套工作流程十分熟悉,因此他的剿匪工作干得不错。张作霖的官位也伴随着出色的工作业绩越来越高,在辛亥革命之前爬到了镇守使一职。
在接下来的辛亥革命中,他跟着当时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砍了不少革命党人,成功镇压东三省的革命党起义。当然,他们说自己的行动是“保境安民”——不革命不保皇,走中立路线,一切从维护当地稳定的大局出发,为士绅服务,为人民服务。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以后,论功行赏,张作霖被提升为中将师长。
6. 王士珍为何在北洋政府露脸不多?
北洋三杰“龙虎狗”,这个外号很多人的知道,狗是冯国璋,虎是段祺瑞,两人都是可谓声名远扬的人物,在整个北洋时代都是影响力颇大。但位居三杰之首的这个人,却少有人知道其名,他就是“北洋之龙”,王士珍。
王士珍是三个人里年纪最大的,在甲午战争时就参与了清廷和日本在朝鲜地区的战争,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战绩。在总指挥官指挥失误导致全线溃败时,他独自率领炮队坚守进行鏖战,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并最终突围成功,安全撤退回国。
王士珍在袁世凯小站练兵期间得到袁赏识,对其十分信赖,多次与他商讨军中事宜。王士珍为报袁知遇之恩,努力训练新兵。其训练军队也有自己的方法,他对士兵少有体罚打骂,而多以德服人,重在培养士兵的绝对服从效忠的意识,所以他培养的新军战斗力极强。袁世凯总是将王士珍比作自己的眼睛,说他是北洋第一军事人才。袁也总是把重要的有外国人参加的军演都交给王士珍负责,可见对其之器重。
在镇压安庆起义时,王士珍也是宛若先知一样要有准备,使正在操练中的新军迅速进去战斗状态,大败起义军。就是这样一位军事奇才,却有一颗淡泊名利的心。在溥仪宣布退位后,他不愿做新朝的官,于是就辞官退居老家正定。之后袁世凯任总理时,几次三番才请他出山,授予上将军衔。
在冯国璋,段祺瑞的势力增强,渐渐出现矛盾时,袁世凯也随时让局外之人王士珍来调和自己与二者间的关系。在袁世凯称帝时,王士珍十分清醒,不为所动,不闻不问,但当袁的帝制面临奔溃时,也最愿意找王士珍商讨退位之法。袁死后,即使王士珍曾经和张勋一起支持过清帝复辟,但在失败后段祺瑞非但没有问他的罪,反而邀请其做北洋政府的陆军总长。当时冯国璋是总统,段祺瑞是总理,北洋三杰把持朝政,一时让北洋政府人心大振。
再后来时局变化,王士珍也不愿参与段冯的权利斗争,于是再次辞官还乡,结交名人雅士,研究黄老之术,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但其并非不问政事,他也以北洋元老身份成功调停数次军阀战争,维护社会秩序,并多次主持保护文物和慈善募捐等活动,担任京城治安会和救济会的会长,留下了许多亲民助民的事例,深受百姓爱戴。王士珍也最终在1930年因为癌症去世,享年70岁。
王士珍一生云淡风轻,在政界军界社会各级都有着别人无法比拟的影响力,而其时隐时现见首不见尾,局里局外游刃又有余的姿态也让其不像一个军阀而更像一位名士。
7. 辛亥革命时清政府全国有多少军队?
武昌起义的时候,袁世凯才52岁。却不得不赋闲在家,但形势的发展和各方面传来的消息,对袁世凯越来越有利。
前来巴结讨好的人,络绎不绝,他们看重的不是袁世凯的为人,而是他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
事实上,朝廷除了北洋军,还有八旗军、武卫军、地方武装等等军队。
辛亥革命时期,清政府在全国到底有多少军队呢?
据说清朝的军队总数不下百万,但大都是旧式军队,根本不能用来对付新军的起义。
朝廷真正有点战斗力的军队,就是已经训练10余年的北洋军。
前两年,袁世凯不声不响地躲避各种纷争,虽然罢官在家,但他仍然不甘于做一个田舍翁,还在通过各种途径,遥控着北洋军的去向,这些连朝廷都不放在眼里的兵将,居然还在听从袁世凯的命令。
那么,清朝为什么一定要用北洋军?载沣等人对袁世凯还是存在幻想的,他们认为袁世凯完全可能成为曾国藩那样的人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时候,对于当兵的思想教育基本上没有涉及。
有人说他教育部下:“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不过是政敌的攻击,袁世凯可真的没这么干过。
小站新军主要是德国陆军的训练路数,要说精神方面的培养,一曲《皇帝练兵》歌,勉强可以算,但它强调的还是士兵们忠君爱国的精神,跟袁世凯个人的权威是没半点儿关系。
北洋军对袁世凯有感情,但仅限于他做大臣时。后来一旦复辟称帝,他就被一些北洋军骂作曹操。且北洋军直至袁世凯众叛亲离地死去,也没有完全姓袁。北洋军姓什么?
这个问题,在很长时间里似乎一日了然,姓袁呀。谁不知道北洋军只知有袁世凯,不知有大清国。军营里供着袁世凯的长生牌位,还让军士们朝夕膜拜。
更没有人怀疑,北洋军只听袁世凯的,别人指挥不了。若不然,怎么辛亥武昌起义,朝廷调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前去镇压,就指挥不动呢?
朝廷后来重新启用袁世凯,北洋军一口气拿下了武汉三镇中的两镇。不错,北洋军作为在清廷的新政期间,袁世凯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掌控练兵处,领导军事改革,指导全国的新军编练和旧军改造。
后来,北洋军扩张为六镇,固然“小站练兵”的旧人是种子,但是在这期间,他在军官选任方面,也特别强调专业主义,尽量从各种新式军事学堂毕业生中找人才。
所谓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都是北洋武备学堂出身。留日和留德的军官学生他也曾经选用过,大批日本士官生都是在他当政时,顺利进入军界的。
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他挑人只看跟他个人的关系,对他个人的忠诚。
说白了,在袁世凯逼迫清帝让位之前,作为清朝的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他对北洋军的掌控也不是“铁板一块”,所以清朝的一些王爷和摄政王载沣,才觉得可以利用袁世凯为朝廷效力,“以汉制汉”原本就是满清政府的传统手法。
不管是多尔衮,还是咸丰皇帝,他们都利用过吴三桂、曾国藩这样的人来镇压起义。
最后,载沣等人对袁世凯还是存在幻想的,他们认为袁世凯完全可能成为曾国藩那样的人,所以要用北洋军,就必须启用袁世凯。
北洋军确实是清朝政府的王牌军队,只有北洋军出马,才有可能遏制辛亥革命的扩大其实,湖北新军的起义,非散兵游勇可比,连洪秀全、杨秀清的起义,也不能与之相比,以为这次起义,他们不抢不掠,而是志在天下。
他们有自己的新思想,有实现国家富强的抱负,是要做一番大事业。
对付这股新崛起的新军势力,朝廷采取的对策,必然是速战速决,以雷霆万钧之势,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以免在全国引起滔天的连锁反应。
那么,朝廷出兵,必然是以自己的北洋军为主力,当初带队的可能不是段祺瑞,就是冯国璋。
以北洋军的实力,以段、冯二人的军事才能,再集合朝廷的物资给养,打下湖北的新军,尽管要费些功夫,最后,朝廷取得胜利的结局,可能也没有多少悬念。
北洋军相对来说更加可靠,受新思潮影响不深,是朝廷还可以完全控制的新军力量袁世凯整顿吏治、兴办教育,创办企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这却不是他的全部,他的最大亮点还是他苦心经营的北洋军。
八国联军闹北京之时,朝廷的武卫军冰消瓦解,只有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奇迹般地完整保存下来。
慈禧太后终于认识到,要想使大清江山长存,必须要有强大的军队,否则,除了挨打,还是挨打,于是下令全面整顿军队。袁世凯因此大权在握,进而借机扩充势力。
袁世凯的崛起,引起朝廷实战派贵族的不满,他们发起1907年政潮,事实上就是打压袁世凯的势力,据说北洋军将领张怀芝和段祺瑞,宁可统制不做,也不乐意继续干了。
等到袁世凯被罢免回家之后,北洋军很多军官就更加感觉到后人不如前人,还是在袁世凯手下做事比较爽快。
后来,崭露头角的士官生,比如吴禄贞、张绍曾等人,尽管身居高位,但都没能真正控制麾下的北洋军。
所以,到了辛亥革命时,他们想要带兵造反都搞不成。
北洋第三镇有个炮兵团的团长,他跟山西的革命军说好了,要拉一火车的第三镇官兵,进入革命军的伏击圈,但中途却被部下吴佩孚识破,此人反而被吴佩孚抓了起来。
自从辛丑事变以来,朝廷已经10余年没有正式大规模用兵了,北洋军又有很多军事专才,其实,朝廷里有很多大臣支持袁世凯的北洋军,来镇压起义事实上,清朝完全可以彻底甩开袁世凯,没想到,摄政王载沣到底是不会识人,也不会用人,他执掌大权以来,用的全是庸人不说,这次武昌起义之后,他居然起用了冯国璋,来带北洋军镇压起义。
他防了半天袁世凯的人,最终还是没防住。冯国璋不仅是袁世凯的亲信,而且是铁杆儿的心腹大将。
只不过在袁世凯罢官这几年,冯国璋利用他一贯稳重和善于结交达官显贵的做派,加上当年曾经担任清朝皇族贵胄学堂的总办,在皇族里认识不少贵族子弟,而且他人缘也比较好,结果载沣居然就认定冯国璋是可以信任的将帅之才。
当年,袁世凯是朝廷的北洋大臣,又兼练兵大臣,袁自朝鲜回国后,就是因练兵,而赢得朝廷各方官员的极力称赞。
他曾经奏请改革清军的军制,拟定新军募集操练规则,还派王英楷、王士珍分赴全国各地,精选壮丁6000人,又选派武卫右军卒50名,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并在保定设立督练公所。
后来,袁世凯还把军权集中于参谋、教练、兵备三处。
每处设一位总办,派段祺瑞为参谋处总办,冯国璋就是袁世凯的教练处总办,就是从这个时候,此人就与袁世凯打成一片了。
朝廷大臣们都怕武昌的叛乱,会起连锁反应,那桐也是十分担心:“湖南本来风潮就未平息,而且会匪接连闹事,湖广一乱,那四川、两广都受影响,事情可就更不可为了。”
“我的意思是,必须请袁世凯出山,只有北洋军还能够镇得住起义军,也只有他出山,北洋军才能调遣顺手,迅速出师”。
奕勖的意思大家都明白,除了袁世凯,北洋军别人未必能够指挥得动。徐世昌和那桐相视一笑说:“我们也附议,请摄政王尽快任命袁世凯主持军务”。
奕勖、那桐和徐世昌等人,立马去见载沣,载沣看罢武昌起义的相关电报,脸色苍白。他们的到来,正好可以商议此事,没想到他们竟是为袁世凯而来。奕勖是首席领衔军机大臣,他也全力支持袁世凯。而且他手中还握了两镇兵权。为了安慰袁世凯,清廷补授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为农工部参议。
还有很多大臣支持袁世凯的北洋军出师,比如端方这个人,就是比较看重北洋军和袁世凯的力量。
端方非常支持袁世凯入主朝廷中枢,他觉得只有袁世凯才能改变时局。如果袁世凯有意复出,他可以向朝廷举荐他。
据说袁世凯连连摇头,还说“你可别害我。我已经衰朽不堪用,何况现在事势纠纷难以收拾,我是决不愿舍弃初志,投身急流中”。
袁世凯都说局势难以收拾,使端方对前途更感渺茫。袁世凯有北洋军在手,倘若局势变乱,朝廷肯定还要倚重,所以他提议将长女许给袁世凯的五公子,袁世凯满口答应。
所谓投桃报李,端方是袁世凯在满人中很难得的朋友,当然很有必要进一步笼络,所以袁世凯也提议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端方的侄子。两人饭后一席谈,就决定了两对年轻人的婚姻大事。
说白了,不管是满族贵族,还是很多朝廷重臣,他们都寄希望于北洋军和袁世凯,在很大程度上,袁世凯已经成为北洋军的代名词,用北洋军就必须用袁世凯,成为那段时间清朝很多大臣的共识。
北洋军到底有多少人?北洋军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建立和掌握的一支新式军队。
早年,清政府曾经派广西按察使,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名为“定武军”。
不久,袁世凯接办了“定武军”,他扩充编制,改名为“新建陆军”,效法欧美军制,用西方枪械装备,以洋操训练军队,还创办随营学堂,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在此期间,他还网罗门生,广结党羽。
1898年,改为“武卫右军”,后来,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此后大加扩充,改称“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
到1905年的时候,北洋军已经扩建成六镇,当时每镇1.2万余人。北洋军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旧式军队,开始转向近代化军队。
日、俄战争之后,清政府认识到扩练新军的紧迫性,采纳袁世凯的建议,决定在全国成立新军36镇,因财力不够,先在北洋成立6镇。
1904年以前,北洋军已经成立1、2、3镇,由王英楷、吴长纯、段祺瑞分任统制,后来又成立4、5、6镇。北洋6镇正式建成,全军发展到7万余人。
北洋军采用西方的军事制度和新式装备,又以封建宗法思想维持上下军官的关系,成为效忠于袁世凯的一支武装力量。辛亥革命后,袁依靠这支武装,窃夺了革命果实,建立起北洋军阀统治。
袁世凯为了镇压起义,在1912至1913两年中,先后向帝国主义借款33笔,共4350万英镑,主要用于扩军备战。
在此期间,单袁世凯手下大将段芝贵等人,就各扩军25营,此外,还有雷震春在河南招募豫军6营,冯国璋在直隶招募1个混成旅,使北洋军人数和装备,远远超过南方革命党人所控制的军队。
辛亥革命结束后,中国当时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北洋军,非但一兵不裁,还得到了加强。
经过辛亥年的作战,使民初北洋军一些部队编制不足,通过这次裁兵淘汰了一批老弱兵士,取而代之的是一批精壮士兵,袁世凯还从国外订购了大批军火,使北洋军在质量上得到提高。
随着全国各省的裁兵,北洋军人数虽未有很大的增加,但其占全国军队的比例却越来越大。
1915年底,当时全国军队有26个师35个旅约46万人,而北洋军,以及由北洋军阀控制的军队居然就占了20个师,34个旅,约39万人。
事实上,除了西南等地外,北洋军队控制了全国大部分地区。
综上所述,清朝的军队总数不下百万,但大都是旧式军队,根本不能用来对付新军的起义。
载沣等人对袁世凯还是存在幻想的,他们认为袁世凯完全可能成为曾国藩那样的人。
再则,北洋军确实是清朝政府的王牌军队,只有北洋军出马,才有可能遏制辛亥革命的扩大。
其实,北洋军相对来说更加可靠,受新思潮影响不深,是朝廷还可以完全控制的新军力量。
更重要的是,北洋军又有很多军事专才,其实,朝廷里有很多大臣,愿意支持袁世凯的北洋军,来镇压起义。所以朝廷才不得不用北洋军来对抗起义军。
当时的北洋军还处于发展壮大之中,辛亥革命时期,估计有7万余人,到1915就已经发展成为39万人的军队,短短三年时间,数量增长了5倍。
本站涵盖的内容、图片、视频等数据系网络收集,部分未能与原作者取得联系。若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删除!联系邮箱:ynstorm@foxmail.com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