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树志(读世界史和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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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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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樊树志,读世界史和中国史?
写世界史和中国史有很多书籍都非常不错。
今天就推荐几本书籍给大家,我认为不错的,有时间可以去看看,对大家了解世界和中国有更多认知。
1 全球通史,上册(斯塔夫里阿诺斯)
斯氏这部《全球通史》已被奉为大众世界史入门经典几十年,对全球读者影响巨大。对于专业的历史工作者来说,或许差了点什么,但就业余读者入门而言,实乃上乘之作。北大中译本上册译得一气呵成、波澜壮阔,在此强烈推荐。
2 新全球史,上下册 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 这部书上下册加起来那真是大部头,业余读者可能望而生畏。我当初是将其和斯氏的《全球通史》并行着看,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基本读完。如果说斯氏的《全球通史》尚未完全摆脱西方中心论,那么本特利的《新全球史》则写得非常公平,甚至有点过于公平了,因此其对近代西方崛起后之于世界的影响和贡献着墨不多,更多谈论的是东西文明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尽管如此,依旧是业余读者理解世界的利器之一
3 《人类的故事》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这本书我读的是三联书店的新版,其跟陈衡哲的《西洋史》类似,虽已不能满足如今的时代需求,但作为入门经典中的入门经典,至少可以在读者脑中建立起一个世界历史的主体框架,模糊但是高效。
再说说中国史,中国史好看的就更多了,毕竟我大中华人才辈出。 这里举几个我认为比较好的推荐给大家。
1 春秋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68(鲁哀公二十七年)
2 史记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3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如果有时间想要了解世界史,中国史的可以去看看我推荐的这些书籍,保证你看完会对中国乃至世界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2. 明末满清靠什么优势得天下的?
明朝灭亡,是李自成灭的。
有人会说李自成不应该起义。李自成不应该造反。因为李自成的造反,才导致明朝的灭亡。
那么,李自成在什么情况下造反的?
崇祯初年,陈子龙写过一篇《钞币论》建议发行纸币。根本不谈发行纸币,只能让当时的经济更加脆弱。户部司务蒋臣更夸下海口,发行纸钞,五年之内使“天下之钱尽归内帑”。
户部尚书,晋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蒋德璟说:“百姓虽愚,谁肯用一金买一纸”。可见当时发行纸钞不现实。
根据明末清初政治家孙承泽所著《春明梦馀录》的记载,崇祯十六年(1643年)末,大张旗鼓印纸钞。
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甲申朝事小计》
叶梦珠《阅世篇》卷七《食货一》中记载,崇祯壬申年(1632年)“白米每斗一百二十文,直银一钱,民间已嫌其贵”。相当于一石米的价格是铜钱一千两百文。
【清】钱【】《甲申传信录》卷七《董狐剩策》:崇祯十五年八九月(汴梁)之交,水草斤价一两,人肉斤价五两。出金市米麦者甚多,然百金不可得升米。(131-132页)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三:“李岩犬县令,出谕停征,乃崇祯八年(1635)七月初四日事。又作赈歌,各家劝勉赈济,歌曰:
“年来蝗旱苦频仍,嚼啮禾苗岁不登,
米价升腾增数倍,黎民处处不聊生,
草根木叶权充腹,儿女呱呱相向哭,
釜甑尘飞爨绝烟,数日难求一餐粥,
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豺狼,
可怜残喘存呼吸,魂魄先归泉壤埋,
骷髅遍地积如山,叶重难过饥饿关,
能不教人数行泪,泪洒还成点血斑,
奉劝富家同赈济,太仓一粒恩无既,
枯骨重教得再生,好生一念感天地。
天地无私佑善人,善人得厚福长臻,
助贫救乏功勋大,得厚流光裕子孙。
崇祯十四年。郑廉《豫变纪略》卷三“时岁凶民饥,兵无饷,盗贼遍野。”
梅村野史《鹿樵纪闻》卷下云:“福王及世子由崧缒城走,王以体肥不能远去,贼得而杀之,称其肉,重三百六十余斤,脔分股割,与鹿肉同烹,群贼胪食,名曰“福禄宴”。”
你没看错,李自成给福王吃了。
刘益安《大梁守城记笺证》7页:河南自崇祯元年后,几乎无年不灾,农民破产流亡,而明王朝苛捐杂税有增无减。
崇祯十二年、十三年,河南灾情特重,赤地千里,又值蝗灾,野无寸草。米、麦每斗三千文,杂粮每斗二千七百文,人相食。
周在浚《大梁守城记》(83页)崇祯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开封)草一把,钱二百文,后至四百文。野菜每斤钱五十,后至五百。
【明清】李文壂《守汴日志》:“草一担卖钱二百,后至三、四百。”
周在浚《大梁守城记》84页:“初四日,斩经纪李瞎虎于南隅。瞎虎名遇春,把持米价。闭城以来,麦一斗银二钱五分。遇春说五隅奸民腾其价五钱。”
《大梁守城记》87页:“(六月)二十日,中丞发银买粮,定价麦一石四两,杂粮一石三两。二十一日,司理委总社买粮,不限价。”
而杂粮一石三两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看以下文献。
【明清】周在浚:《大梁守城记》(108页)载崇祯十四年八月开封,时缺粮。“(民)以绢布网红虫,一斤获钱数千。瓦松一斤千钱,粪蛆盈器亦数数百钱。”
江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卷八:“流寇困汴,城中粮一石价八十两至百二十粮,凡可充饥,食尽无遗。”
又载:“水中有小红虫,平时取以养金鱼者,故名曰金鱼子,每斤卖钱八百文至三千文,绝无矣。瓦松一片先卖二百文,至一千二百文,无有矣。甚至人相食。”
明清】白愚:《汴围湿襟录》:“民间一刻如珠,官兵尚有余粮,皆括之大户之家。乡绅巨室觅买,但得粟而不计价,升粟卖至万钱。”(转引自刘益安《大梁守城记笺证》111页)
【明】黄瑜《双槐岁钞》卷十《筹边翊治策》:“王师所过,纪律不严,致令军士抢掠以充盘费,亦有将帅生事,百端扰索。近闻天花菜一斤价银三两,其余可知。”(207页)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六《明朝米价贵贱》:“《明史》《周忱传》,时京师百官月俸,皆持俸贴赴南京领米,米贱时,俸贴七八石易银一两。忱请重额官田极贫下户准纳银,每两当米四石,解京代俸。”
《李继贞传》,崇祯四年,斗米值银四钱,民多从贼。
【清】顾傅金《蒲溪小志》卷四:“崇祯十四年,大旱,谷归。四五月不雨,米至三两一石。饿殍载道。”(108页)
《安亭志》卷三:“崇祯十四年,部议,……白粮随时定价。旧定每石七钱五分,岁可应运。崇祯十四、十五两年,日渐昂贵,贻累解户。”(40页)
【清】叶梦珠《阅世编》卷一《灾异》崇祯十五年,白米石价五两。
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中物价史料:(中华书局1983年)崇祯三年,陕西继续旱荒,斗米值万钱。延安府大饥,人相食。各县掘万人坑,以掩尸体。(25页)
崇祯五年,安塞斗米银八钱,僵尸遍野。(44页)。
崇祯八年,斗米银八钱,民掘草根树皮而食。明政府再加助饷每两银一钱。(62页)
这种情况,崇祯知不知道?
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上说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只能吃观音土,最后腹胀而死。
《备陈大饥疏》原文:
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殆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以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则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之者矣。”
更可异者,童穉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更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薰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
崇祯七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书朝廷:“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似闻鬼哭。。。“人相食,草木俱尽,……死人弃孩,盈河塞路。
崇祯十四年,左懋第督催漕运,道中驰疏言:“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
保定巡抚徐标被召入京时说:“臣自江推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反而加收了“三响”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以向辽东用兵为由,按亩加派军饷,经过前后三次增额,到泰昌元年(1620年),加到每亩银九厘,一年得银五百二十两,相当于全国总赋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到崇祯末年,增至九百万两以上。
剿饷,明末为筹措镇压民变军饷而加派的田赋。《明史·食货志二》云:「(崇祯十年)复行均输法,因粮输饷,亩计米六合,石折银八钱,又亩加征一六四厘九丝。」原定以一年为期,但一年以后并未取消。到崇祯末年,剿饷共征三百三十万两。
练饷,明末以筹措练兵军饷为名加派的田赋。崇祯十二年(1639年),在停征剿饷后,接着征收练饷,规定每亩加征银一分四、五厘,总额达七百三十万两。
曾任县令的孙承泽对崇祯帝有过真切的描述:
“孰知军前之需,取之于部额者有限,而私派之于地方者,正无纪极。……是以私派多于正赋,民不堪命,怨声四起……近者军前派征益厉,甚至小县有派米稻三千石者,黑白豆二千石者,计价不下二万余两。此剿饷乎?抑练饷乎?是驱民以为贼也,又何平贼之有!
崇祯真的没钱吗?
崇祯二年(1629年)崇祯朱由检将权倾天下的九千岁魏忠贤,以及党羽抄家。抄了多少钱?
樊树志·《万历传》描写魏忠贤“他贪污的白银达到五千万两的巨额,其它珍宝还不计其内。
《玉镜新谭》中有记载,魏忠贤老家以及在京三处房产中的一处中,总共抄除了三万九千多两银子。
:一日,上(崇祯)至赃罚库,见逆贤珍宝。叹曰:天下脂膏,被奴刻剥殆尽。
:满载金珠奇玩四十辆,骡马数百骑,意气扬扬,雄心未已。
崇祯亡国皇帝内帑省银。
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年),明政府规定解京银两必须铸成银锭,上钤刻年月、官吏和工匠姓名。
《明史北略》:旧有镇库金三千七百万锭,每锭五百两。
康熙帝曾说:“明代万历年间,于养心殿后窖银二百万金,我朝大兵至,流寇挈金而逃,因追兵甚迫,弃之黄河。”
《甲申纪事》说:“贼载往陕西金银锭上有历年字号,闻自万历八年以后,解内库银尚未动也。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
《甲申纪事》又说:“予监督节慎库时,为甲申三月十五日,与主事缪沅交盘,库中止银二千三百余两,又钱作八百,国家之贫至此,可发一笑,.自正月至三月,日以坐饷为令,或论省坐派,或官坐派,无虚日。至三月十八日始发帑金二万,赏守城军士,银未及发而城破矣。闯破城后,日以内库银骡车运至西安。见其锭上有凿万历八年字者。闻内库银用至万历七年止,八年以后俱未用也。陈陈相积,扃而不发,卒至以国与敌,可为后世有国者之戒。
和赵士锦同时被俘的翰林院谕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中提到:“内有镇库锭,五百两为一锭,铸有永乐年字,每驮二锭,无物包裹,黄白溢目。其其寻常元宝则搭包囗囗。按贼入大内,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两,金若干万…
《明季北略》的记载:“贼拘银匠数百人,凡所掠金银,俱倾成大砖,以骡马骆驼驮往陕西。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每驮二锭,不用包裹。
《国榷》谈迁曰:三千七百万锭,损其奇零,即可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不胜追慨矣。”
我就想问,李自成该不该造反?
3. 有哪些值得一看的关于中国古代历史方面的书?
你好,说下我个人的看法
历史很有趣,是因为所有爱好历史的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喜欢的人物和故事。因为历史是波澜壮阔,浩瀚恢弘的。很长,很多,很繁琐。因此需要以点带面的来培养自己的兴趣。
直接读史书肯定不现实,那需要厚重的专业知识。先从历史小说下手吧!
类似二月河帝王系列,反复的读你会学到很多东西。明朝那些事是不可多得的好书,真的很有意思。当你通读类似书的时候,会从中看到各种各样的典故,然后寻根问源就无形中扩大了自己的知识面。久而久之就不乏谈资了
4. 万历皇帝应该采取措施避免明王朝灭亡?
事实上万历继位的时候,他接过的大明还真是张好牌。一方面他爹的隆庆新政小有成效,国家经济开始复苏,强军计划也在稳步进行;另一方面,嘉靖时期长达十几年的党争已经结束,朝廷政局相对稳定。可以说只要万历继续他爹的步伐,大明就有机会改变这个衰败的局面,从而真正完成中兴。
然而历史总是这么绝情,偏偏万历就是个独裁者、控制狂,当然也是被他老师张居正和他妈李太后逼得。万历十年之后,他终于体验到了亲政的快感,原本也是想大有一番作为,只是这个前提是所有的文武官员都要听他的话,可是事实却是比他还有思想的文官们拒绝乖乖配合。于是一场关乎皇帝面子和文臣道统尊严的斗争就开始了,而引发这场斗争的,就是被后来史学家称为“争国本”的事件。
万历十四年(1586年),皇帝欲立郑贵妃的儿子作太子,这就引发了坚持道统的人的反对,有反对自然也就有给皇帝做舔狗的,于是乎道统派和皇帝派展开了长达6年的争斗,终于在万历二十年,皇长子的太子位得到了保障。但是这场被掀起的群臣乱斗却没有因此而终止,朝中大臣开始纷纷站队,形成了地域派系,即齐、楚、浙三党,其中以浙党实力最为强大,三方实力你争我斗,而在争国本中身心俱疲、心灰意冷的明神宗却拒绝在站出来稳定朝局,而且隐居深宫,意图学他爷爷嘉靖那样利用一派臣子来制衡另一派臣子以实现自己的权御之术。不过长达十几年的党争只是让国家机器空转,有效的政策不能得到实施,最后官员抱团导致一系列的吏治腐败,在经过了万历三大征之后,大明的国库已经空空如也了。
为了弥补空缺,皇帝决定征收矿税,他派出宦官去各地考察,而事实上,这些被委以重任的小阉人们并没有认真工作,而是直接奔向富庶的江苏(南直隶)去横征暴敛。江南百姓自然忍无可忍,他们组成市人团体去和朝廷作斗争,在这个背景下,一些有文化有抱负的读书人开始聚在一起讲学论政。万历三十二年,宋代的东林书院在无锡被重建,而聚在一起这帮人就成了后世所谓的东林党。长期在野的观察,让东林党具有朝臣不具有的眼观,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可以办实事。但是如果想实现抱负,就必须加入党争这个游戏。很快,万历年间的党争在东林党加入后迅速达到高潮。
关于太子地位的稳定,后续还有庭击案,这事落到臣子嘴里,就又成了斗争的导火索。这次,站在道统这边的是东林党,而做舔狗的则是浙党。齐楚两党自然希望东林党消灭浙党,于是在一旁给东林党稍稍帮忙,但是东林党很“独裁”,他们要的是独揽朝局,这就使得有些人虽然很有能力但不是东林党,于是乎就被清除了官场。1618年开始,明金战争打响,辽东战事不断吃紧,朝廷这边还在争得热火朝天,而一旁的万历却只是默默地看着这把火越少越大,没有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很快,身为楚党的熊廷弼成为党争牺牲品后,大明基本丢掉了辽东。同时,东林党在斗争中节节胜利,到最后,练万历也必须妥协了。
从上面这些事态的发展状况来看,万历坑就坑在妄想独裁,却引发党争,意图利用党争驾驭群臣,却没有嘉靖那两下子(就算有,也是折腾朝局),到最后自己和文臣两败俱伤,还弄得周边烽火四起,国家衰微,已经出现了灭亡的趋势。
如果万历能想隆庆那样和大臣好好合作,继续加强中央集权,或许若干年后,就有了动藩王这个红线的资本了,如果这样走的话,大明方可重现生机。
5. 为何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闯关东?
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我是穿棉背心的新青年。
我们先说闯关东首先就不太成立,一,明朝不像近代有先进的交通工具,二当时的关东还不如中原。
第三点,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去哪都一样,因为明朝处于小冰河时期!当时的明末,正好处于地球上的小冰河时期,出现了极冷的气候灾害。当时整个中国的平均气温比现在要低得多,夏天大旱与大涝相继出现,冬天奇寒无比,不光河北,就连上海、福建、江苏、广东等地都出席那暴雪!更何况去闯关东,那不更是没事找事嘛。
粮食产量肯定大幅度下降,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国库粮食又不足,再加上不能及时救灾发放粮食,冻死的、饿死的导致当时的中国人口骤减,城市还好一点,农村人口可以说是死了大概三分之二。哪有力气闯什么关东。而且很多国外学者都认为,处于小冰河时期是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
6. 为什么倭寇在明朝爆发出了明显的野心?
三个方面
一方面
一是技术进步,在明朝时期航海技术大进步了,至少可以安全往来了。唐朝时期那是九死一生呀。
二是大航海时代到来,大量洋人出现。洋人一点提高了航海技术,二点加强了进出口需求。
然后
二方面日本方面,当时处于日本战国时期,战乱不断,滋生大量武装人员,这帮人各种原因开始出海讨生活,来到大明。为了求生活,没办法只能干无本买卖。
接着三方面,明朝自身
一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外进出口需求增加 。因此产生大量靠海路生活的势力。
二是受世界影响,航海技术进步,对外需求剧增。
三是明朝海禁,政府政策导致与民间势力集团产生了矛盾,引发了倭乱。
最后经过
倭寇骚扰一直存在,从建国开始前就有,但是各方面原因都不成气候。一是明初期实力强,打得赢。 二是海上势力实力差,或者没有。
后面到了明中期腐败,军队不能打仗了。但是这个时期海禁不严,内外交流顺利。也没出事。
关键新皇帝嘉靖上位,处于政治考虑加强海禁,一下矛盾计划了。
航海势力开始扶持倭寇,在遇上明朝军队不行,内外勾结。 最后形成大规模事件。
7. 请问以现代的眼光怎么看待张居正这个人?
悠悠几千年,能留下名声的有几个人呢?所以,大凡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是复杂而多面的,简单的是非判断,肯定不足以全面认识这些历史人物。
复旦大学明史教授樊树志在《张居正与冯保——历史的另一面》中分析说:以历史学家冷静客观的眼光看来,张居正忠心耿耿辅佐小皇帝,为革除积弊、创建新政而呕心沥血,功不可没……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因为过于严厉,过于操切,引来诸多怨声,反对声浪一时甚嚣尘上。鉴于新政切中时弊,成效卓著,反对者难以抓住把柄,便从攻击张居正个人品行、离间神宗与张居正关系下手,以达到迫使张居正下台、中断新政的目的。
所以,可以想到,很多反映张居正个人品行的史料,既有真实的一面,也有夹带私货的一面。同时,樊树志教授也指出,张居正达到权力巅峰后,专权、敛财,引起皇帝和不少大臣的不满与非议。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毛佩琦在《张居正改革,一个神话——为张居正正名》中总结道:张居正是明朝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以天下为己任,不畏讥弹,敢于担当,有传统政治家的优秀政治品格……他教育、辅佐幼主十年,弼成万历初政,政绩显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称一代良相。
张居正利用专制权力,强化管理,振衰起弊,使明朝出现了暂短的中兴,是少有的治世能臣,是传统意义上的大政治家……(但)张居正没有提出足以挽救明朝统治衰败的根本办法,只是对旧制度修修补补,使其得到加固。张居正执政使明朝出现了短暂中兴,不过是给垂死的旧制度服了一剂强心剂,延缓了它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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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樊树志,读世界史和中国史?
写世界史和中国史有很多书籍都非常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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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氏这部《全球通史》已被奉为大众世界史入门经典几十年,对全球读者影响巨大。对于专业的历史工作者来说,或许差了点什么,但就业余读者入门而言,实乃上乘之作。北大中译本上册译得一气呵成、波澜壮阔,在此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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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类的故事》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这本书我读的是三联书店的新版,其跟陈衡哲的《西洋史》类似,虽已不能满足如今的时代需求,但作为入门经典中的入门经典,至少可以在读者脑中建立起一个世界历史的主体框架,模糊但是高效。
再说说中国史,中国史好看的就更多了,毕竟我大中华人才辈出。 这里举几个我认为比较好的推荐给大家。
1 春秋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68(鲁哀公二十七年)
2 史记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3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如果有时间想要了解世界史,中国史的可以去看看我推荐的这些书籍,保证你看完会对中国乃至世界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2. 明末满清靠什么优势得天下的?
明朝灭亡,是李自成灭的。
有人会说李自成不应该起义。李自成不应该造反。因为李自成的造反,才导致明朝的灭亡。
那么,李自成在什么情况下造反的?
崇祯初年,陈子龙写过一篇《钞币论》建议发行纸币。根本不谈发行纸币,只能让当时的经济更加脆弱。户部司务蒋臣更夸下海口,发行纸钞,五年之内使“天下之钱尽归内帑”。
户部尚书,晋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蒋德璟说:“百姓虽愚,谁肯用一金买一纸”。可见当时发行纸钞不现实。
根据明末清初政治家孙承泽所著《春明梦馀录》的记载,崇祯十六年(1643年)末,大张旗鼓印纸钞。
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甲申朝事小计》
叶梦珠《阅世篇》卷七《食货一》中记载,崇祯壬申年(1632年)“白米每斗一百二十文,直银一钱,民间已嫌其贵”。相当于一石米的价格是铜钱一千两百文。
【清】钱【】《甲申传信录》卷七《董狐剩策》:崇祯十五年八九月(汴梁)之交,水草斤价一两,人肉斤价五两。出金市米麦者甚多,然百金不可得升米。(131-132页)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三:“李岩犬县令,出谕停征,乃崇祯八年(1635)七月初四日事。又作赈歌,各家劝勉赈济,歌曰:
“年来蝗旱苦频仍,嚼啮禾苗岁不登,
米价升腾增数倍,黎民处处不聊生,
草根木叶权充腹,儿女呱呱相向哭,
釜甑尘飞爨绝烟,数日难求一餐粥,
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豺狼,
可怜残喘存呼吸,魂魄先归泉壤埋,
骷髅遍地积如山,叶重难过饥饿关,
能不教人数行泪,泪洒还成点血斑,
奉劝富家同赈济,太仓一粒恩无既,
枯骨重教得再生,好生一念感天地。
天地无私佑善人,善人得厚福长臻,
助贫救乏功勋大,得厚流光裕子孙。
崇祯十四年。郑廉《豫变纪略》卷三“时岁凶民饥,兵无饷,盗贼遍野。”
梅村野史《鹿樵纪闻》卷下云:“福王及世子由崧缒城走,王以体肥不能远去,贼得而杀之,称其肉,重三百六十余斤,脔分股割,与鹿肉同烹,群贼胪食,名曰“福禄宴”。”
你没看错,李自成给福王吃了。
刘益安《大梁守城记笺证》7页:河南自崇祯元年后,几乎无年不灾,农民破产流亡,而明王朝苛捐杂税有增无减。
崇祯十二年、十三年,河南灾情特重,赤地千里,又值蝗灾,野无寸草。米、麦每斗三千文,杂粮每斗二千七百文,人相食。
周在浚《大梁守城记》(83页)崇祯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开封)草一把,钱二百文,后至四百文。野菜每斤钱五十,后至五百。
【明清】李文壂《守汴日志》:“草一担卖钱二百,后至三、四百。”
周在浚《大梁守城记》84页:“初四日,斩经纪李瞎虎于南隅。瞎虎名遇春,把持米价。闭城以来,麦一斗银二钱五分。遇春说五隅奸民腾其价五钱。”
《大梁守城记》87页:“(六月)二十日,中丞发银买粮,定价麦一石四两,杂粮一石三两。二十一日,司理委总社买粮,不限价。”
而杂粮一石三两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看以下文献。
【明清】周在浚:《大梁守城记》(108页)载崇祯十四年八月开封,时缺粮。“(民)以绢布网红虫,一斤获钱数千。瓦松一斤千钱,粪蛆盈器亦数数百钱。”
江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卷八:“流寇困汴,城中粮一石价八十两至百二十粮,凡可充饥,食尽无遗。”
又载:“水中有小红虫,平时取以养金鱼者,故名曰金鱼子,每斤卖钱八百文至三千文,绝无矣。瓦松一片先卖二百文,至一千二百文,无有矣。甚至人相食。”
明清】白愚:《汴围湿襟录》:“民间一刻如珠,官兵尚有余粮,皆括之大户之家。乡绅巨室觅买,但得粟而不计价,升粟卖至万钱。”(转引自刘益安《大梁守城记笺证》111页)
【明】黄瑜《双槐岁钞》卷十《筹边翊治策》:“王师所过,纪律不严,致令军士抢掠以充盘费,亦有将帅生事,百端扰索。近闻天花菜一斤价银三两,其余可知。”(207页)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六《明朝米价贵贱》:“《明史》《周忱传》,时京师百官月俸,皆持俸贴赴南京领米,米贱时,俸贴七八石易银一两。忱请重额官田极贫下户准纳银,每两当米四石,解京代俸。”
《李继贞传》,崇祯四年,斗米值银四钱,民多从贼。
【清】顾傅金《蒲溪小志》卷四:“崇祯十四年,大旱,谷归。四五月不雨,米至三两一石。饿殍载道。”(108页)
《安亭志》卷三:“崇祯十四年,部议,……白粮随时定价。旧定每石七钱五分,岁可应运。崇祯十四、十五两年,日渐昂贵,贻累解户。”(40页)
【清】叶梦珠《阅世编》卷一《灾异》崇祯十五年,白米石价五两。
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中物价史料:(中华书局1983年)崇祯三年,陕西继续旱荒,斗米值万钱。延安府大饥,人相食。各县掘万人坑,以掩尸体。(25页)
崇祯五年,安塞斗米银八钱,僵尸遍野。(44页)。
崇祯八年,斗米银八钱,民掘草根树皮而食。明政府再加助饷每两银一钱。(62页)
这种情况,崇祯知不知道?
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上说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只能吃观音土,最后腹胀而死。
《备陈大饥疏》原文:
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殆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以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则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之者矣。”
更可异者,童穉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更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薰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
崇祯七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书朝廷:“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似闻鬼哭。。。“人相食,草木俱尽,……死人弃孩,盈河塞路。
崇祯十四年,左懋第督催漕运,道中驰疏言:“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
保定巡抚徐标被召入京时说:“臣自江推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反而加收了“三响”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以向辽东用兵为由,按亩加派军饷,经过前后三次增额,到泰昌元年(1620年),加到每亩银九厘,一年得银五百二十两,相当于全国总赋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到崇祯末年,增至九百万两以上。
剿饷,明末为筹措镇压民变军饷而加派的田赋。《明史·食货志二》云:「(崇祯十年)复行均输法,因粮输饷,亩计米六合,石折银八钱,又亩加征一六四厘九丝。」原定以一年为期,但一年以后并未取消。到崇祯末年,剿饷共征三百三十万两。
练饷,明末以筹措练兵军饷为名加派的田赋。崇祯十二年(1639年),在停征剿饷后,接着征收练饷,规定每亩加征银一分四、五厘,总额达七百三十万两。
曾任县令的孙承泽对崇祯帝有过真切的描述:
“孰知军前之需,取之于部额者有限,而私派之于地方者,正无纪极。……是以私派多于正赋,民不堪命,怨声四起……近者军前派征益厉,甚至小县有派米稻三千石者,黑白豆二千石者,计价不下二万余两。此剿饷乎?抑练饷乎?是驱民以为贼也,又何平贼之有!
崇祯真的没钱吗?
崇祯二年(1629年)崇祯朱由检将权倾天下的九千岁魏忠贤,以及党羽抄家。抄了多少钱?
樊树志·《万历传》描写魏忠贤“他贪污的白银达到五千万两的巨额,其它珍宝还不计其内。
《玉镜新谭》中有记载,魏忠贤老家以及在京三处房产中的一处中,总共抄除了三万九千多两银子。
:一日,上(崇祯)至赃罚库,见逆贤珍宝。叹曰:天下脂膏,被奴刻剥殆尽。
:满载金珠奇玩四十辆,骡马数百骑,意气扬扬,雄心未已。
崇祯亡国皇帝内帑省银。
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年),明政府规定解京银两必须铸成银锭,上钤刻年月、官吏和工匠姓名。
《明史北略》:旧有镇库金三千七百万锭,每锭五百两。
康熙帝曾说:“明代万历年间,于养心殿后窖银二百万金,我朝大兵至,流寇挈金而逃,因追兵甚迫,弃之黄河。”
《甲申纪事》说:“贼载往陕西金银锭上有历年字号,闻自万历八年以后,解内库银尚未动也。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
《甲申纪事》又说:“予监督节慎库时,为甲申三月十五日,与主事缪沅交盘,库中止银二千三百余两,又钱作八百,国家之贫至此,可发一笑,.自正月至三月,日以坐饷为令,或论省坐派,或官坐派,无虚日。至三月十八日始发帑金二万,赏守城军士,银未及发而城破矣。闯破城后,日以内库银骡车运至西安。见其锭上有凿万历八年字者。闻内库银用至万历七年止,八年以后俱未用也。陈陈相积,扃而不发,卒至以国与敌,可为后世有国者之戒。
和赵士锦同时被俘的翰林院谕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中提到:“内有镇库锭,五百两为一锭,铸有永乐年字,每驮二锭,无物包裹,黄白溢目。其其寻常元宝则搭包囗囗。按贼入大内,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两,金若干万…
《明季北略》的记载:“贼拘银匠数百人,凡所掠金银,俱倾成大砖,以骡马骆驼驮往陕西。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每驮二锭,不用包裹。
《国榷》谈迁曰:三千七百万锭,损其奇零,即可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不胜追慨矣。”
我就想问,李自成该不该造反?
3. 有哪些值得一看的关于中国古代历史方面的书?
你好,说下我个人的看法
历史很有趣,是因为所有爱好历史的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喜欢的人物和故事。因为历史是波澜壮阔,浩瀚恢弘的。很长,很多,很繁琐。因此需要以点带面的来培养自己的兴趣。
直接读史书肯定不现实,那需要厚重的专业知识。先从历史小说下手吧!
类似二月河帝王系列,反复的读你会学到很多东西。明朝那些事是不可多得的好书,真的很有意思。当你通读类似书的时候,会从中看到各种各样的典故,然后寻根问源就无形中扩大了自己的知识面。久而久之就不乏谈资了
4. 万历皇帝应该采取措施避免明王朝灭亡?
事实上万历继位的时候,他接过的大明还真是张好牌。一方面他爹的隆庆新政小有成效,国家经济开始复苏,强军计划也在稳步进行;另一方面,嘉靖时期长达十几年的党争已经结束,朝廷政局相对稳定。可以说只要万历继续他爹的步伐,大明就有机会改变这个衰败的局面,从而真正完成中兴。
然而历史总是这么绝情,偏偏万历就是个独裁者、控制狂,当然也是被他老师张居正和他妈李太后逼得。万历十年之后,他终于体验到了亲政的快感,原本也是想大有一番作为,只是这个前提是所有的文武官员都要听他的话,可是事实却是比他还有思想的文官们拒绝乖乖配合。于是一场关乎皇帝面子和文臣道统尊严的斗争就开始了,而引发这场斗争的,就是被后来史学家称为“争国本”的事件。
万历十四年(1586年),皇帝欲立郑贵妃的儿子作太子,这就引发了坚持道统的人的反对,有反对自然也就有给皇帝做舔狗的,于是乎道统派和皇帝派展开了长达6年的争斗,终于在万历二十年,皇长子的太子位得到了保障。但是这场被掀起的群臣乱斗却没有因此而终止,朝中大臣开始纷纷站队,形成了地域派系,即齐、楚、浙三党,其中以浙党实力最为强大,三方实力你争我斗,而在争国本中身心俱疲、心灰意冷的明神宗却拒绝在站出来稳定朝局,而且隐居深宫,意图学他爷爷嘉靖那样利用一派臣子来制衡另一派臣子以实现自己的权御之术。不过长达十几年的党争只是让国家机器空转,有效的政策不能得到实施,最后官员抱团导致一系列的吏治腐败,在经过了万历三大征之后,大明的国库已经空空如也了。
为了弥补空缺,皇帝决定征收矿税,他派出宦官去各地考察,而事实上,这些被委以重任的小阉人们并没有认真工作,而是直接奔向富庶的江苏(南直隶)去横征暴敛。江南百姓自然忍无可忍,他们组成市人团体去和朝廷作斗争,在这个背景下,一些有文化有抱负的读书人开始聚在一起讲学论政。万历三十二年,宋代的东林书院在无锡被重建,而聚在一起这帮人就成了后世所谓的东林党。长期在野的观察,让东林党具有朝臣不具有的眼观,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可以办实事。但是如果想实现抱负,就必须加入党争这个游戏。很快,万历年间的党争在东林党加入后迅速达到高潮。
关于太子地位的稳定,后续还有庭击案,这事落到臣子嘴里,就又成了斗争的导火索。这次,站在道统这边的是东林党,而做舔狗的则是浙党。齐楚两党自然希望东林党消灭浙党,于是在一旁给东林党稍稍帮忙,但是东林党很“独裁”,他们要的是独揽朝局,这就使得有些人虽然很有能力但不是东林党,于是乎就被清除了官场。1618年开始,明金战争打响,辽东战事不断吃紧,朝廷这边还在争得热火朝天,而一旁的万历却只是默默地看着这把火越少越大,没有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很快,身为楚党的熊廷弼成为党争牺牲品后,大明基本丢掉了辽东。同时,东林党在斗争中节节胜利,到最后,练万历也必须妥协了。
从上面这些事态的发展状况来看,万历坑就坑在妄想独裁,却引发党争,意图利用党争驾驭群臣,却没有嘉靖那两下子(就算有,也是折腾朝局),到最后自己和文臣两败俱伤,还弄得周边烽火四起,国家衰微,已经出现了灭亡的趋势。
如果万历能想隆庆那样和大臣好好合作,继续加强中央集权,或许若干年后,就有了动藩王这个红线的资本了,如果这样走的话,大明方可重现生机。
5. 为何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闯关东?
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我是穿棉背心的新青年。
我们先说闯关东首先就不太成立,一,明朝不像近代有先进的交通工具,二当时的关东还不如中原。
第三点,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去哪都一样,因为明朝处于小冰河时期!当时的明末,正好处于地球上的小冰河时期,出现了极冷的气候灾害。当时整个中国的平均气温比现在要低得多,夏天大旱与大涝相继出现,冬天奇寒无比,不光河北,就连上海、福建、江苏、广东等地都出席那暴雪!更何况去闯关东,那不更是没事找事嘛。
粮食产量肯定大幅度下降,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国库粮食又不足,再加上不能及时救灾发放粮食,冻死的、饿死的导致当时的中国人口骤减,城市还好一点,农村人口可以说是死了大概三分之二。哪有力气闯什么关东。而且很多国外学者都认为,处于小冰河时期是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
6. 为什么倭寇在明朝爆发出了明显的野心?
三个方面
一方面
一是技术进步,在明朝时期航海技术大进步了,至少可以安全往来了。唐朝时期那是九死一生呀。
二是大航海时代到来,大量洋人出现。洋人一点提高了航海技术,二点加强了进出口需求。
然后
二方面日本方面,当时处于日本战国时期,战乱不断,滋生大量武装人员,这帮人各种原因开始出海讨生活,来到大明。为了求生活,没办法只能干无本买卖。
接着三方面,明朝自身
一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外进出口需求增加 。因此产生大量靠海路生活的势力。
二是受世界影响,航海技术进步,对外需求剧增。
三是明朝海禁,政府政策导致与民间势力集团产生了矛盾,引发了倭乱。
最后经过
倭寇骚扰一直存在,从建国开始前就有,但是各方面原因都不成气候。一是明初期实力强,打得赢。 二是海上势力实力差,或者没有。
后面到了明中期腐败,军队不能打仗了。但是这个时期海禁不严,内外交流顺利。也没出事。
关键新皇帝嘉靖上位,处于政治考虑加强海禁,一下矛盾计划了。
航海势力开始扶持倭寇,在遇上明朝军队不行,内外勾结。 最后形成大规模事件。
7. 请问以现代的眼光怎么看待张居正这个人?
悠悠几千年,能留下名声的有几个人呢?所以,大凡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是复杂而多面的,简单的是非判断,肯定不足以全面认识这些历史人物。
复旦大学明史教授樊树志在《张居正与冯保——历史的另一面》中分析说:以历史学家冷静客观的眼光看来,张居正忠心耿耿辅佐小皇帝,为革除积弊、创建新政而呕心沥血,功不可没……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因为过于严厉,过于操切,引来诸多怨声,反对声浪一时甚嚣尘上。鉴于新政切中时弊,成效卓著,反对者难以抓住把柄,便从攻击张居正个人品行、离间神宗与张居正关系下手,以达到迫使张居正下台、中断新政的目的。
所以,可以想到,很多反映张居正个人品行的史料,既有真实的一面,也有夹带私货的一面。同时,樊树志教授也指出,张居正达到权力巅峰后,专权、敛财,引起皇帝和不少大臣的不满与非议。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毛佩琦在《张居正改革,一个神话——为张居正正名》中总结道:张居正是明朝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以天下为己任,不畏讥弹,敢于担当,有传统政治家的优秀政治品格……他教育、辅佐幼主十年,弼成万历初政,政绩显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称一代良相。
张居正利用专制权力,强化管理,振衰起弊,使明朝出现了暂短的中兴,是少有的治世能臣,是传统意义上的大政治家……(但)张居正没有提出足以挽救明朝统治衰败的根本办法,只是对旧制度修修补补,使其得到加固。张居正执政使明朝出现了短暂中兴,不过是给垂死的旧制度服了一剂强心剂,延缓了它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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